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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立法定“监察司法委员会”

上周日,七千多名市民冒着寒风冷雨举行“声援警员执法大游行”,抗议接连有执法警员被判监。游行市民表示,违法示威者袭警被轻判,警察执法却遭重判,对前线警员而言是双重打击,因此支持成立法定“监察司法委员会”,监察司法机构量刑。

违法“佔中”期间,恶徒曾健超挑衅、辱骂、用液体淋警员,只被判入狱五周,辛苦执勤、每天平均工作十五小时、承受巨大压力的七位警员却锒铛入狱,一律判刑两年,一生尽毁,七个美好家庭无辜受累。许多市民慨嘆,警方在“佔中”期间为维持社会秩序流血又流汗,难道还要让他们继续流泪吗?退休警司朱经纬因执法被判囚三个月,再次让全体警员继续流泪。

警队是维护香港法治稳定、社会安宁的重要组成部分,判决使警方士气涣散,谁人得益,谁人受害,不言而喻。香港的治安靠谁维持呢?日后市民遇到罪案时该向谁求助呢?市民的合法权益要靠谁来保障呢?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绝非香港之福。

尤其荒谬的是,香港司法审理和判案时有“大细超”,法庭沦为反对派的政治保护伞几成常态,且愈涉及反对派“大人物”愈是如此。“佔中”落幕三年多,声称会负起“佔中”刑责的一众“佔中”发起人和主事人仍“逍遥法外”。而“佔中”一些非主要搞手,刑期只有两天到十个月不等,更多是判罚款、感化令、社会服务令了事。变相纵容、姑息有关恶行。在双重标准、罪与罚严重失衡、犯事毋须付出成本的情况下,助长了激进分子气焰,暴徒有恃无恐,胆子愈来愈大。

判决双重标准动摇法治根基

当法律不是用来“惩恶扬善”,而是相反,其恶劣影响不言而喻。英国哲学家、大法官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审判则败坏水源。”法庭判决持双重标准,辱警袭警者被纵容和美化,尽忠职守的警员却遭重判,传递出的信息是暴力袭警毋须代价,无疑动摇市民对法治的信心,香港的法治根基也受到严重冲击。

法治是香港珍而重之的核心价值,但法治不等于“司法独大”,更不是“法官治港”。然而,近年反对派不断在社会上煽动“司法独大、法官治港”歪风,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鼓吹法官判案不须理会“一国”原则,并且完全以普通法原则去解读基本法,结果屡屡出现与基本法原意相违的判决,根源正是部分法官未有正确理解基本法和“一国”主权原则,未有认清香港特区与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二是反对派不断利用司法介入行政,将本属于行政范畴的政策带到法庭解决,滥用法援及司法覆核进行政治狙击;三是製造“寒蝉效应”,每当社会对于法庭一些不合理案件判决作出公正评论时,反对派都是不问情理立即祭出“藐视法庭”的棒子,打击批评声音。

香港司法机构虽然于2004年曾制订“法官行为指引”,但当中无触及法官违反指引的罚则,对法官判案偏颇等问题表述亦较模糊。事实上,监警会可监察警员,法官何以无人监察?七警案和朱经纬案暴露近年执法环境出现巨大改变,但相关规章制度对警员工作保障不足,且对警员的要求已不合时宜。不论法例、程序甚至指引,都应有合时和配合社会转变的新增或修改。保障警员拥有适当武力行使权利,才可保护其自身与市民安全。警员执法时必须得到司法公平保障,才可无惧被无理入罪。

英设机构指引法官量刑标准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领域,量刑的平衡和公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英国的量刑指南制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保证量刑公正透明和一致性,英国相继设立量刑谘询委员会和量刑指导委员会。2010年4月6日,英国量刑委员会(The Sentencing Council)正式成立,代替此前量刑谘询委员会和量刑指导委员会的职责。量刑委员会是一个“负责对所有刑事犯罪制定量刑标准的机构”。该委员会由首席高等法官担任主席,不仅包括七名来自英国刑事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的法院系统成员,还有四名来自非法院系统的成员。委员会是根据英国2009年死因裁判官及司法法案第四条成立。根据该条款,除非量刑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与法律公正性相违背,否则各级法院法官“必须遵守”指导意见,而不是“考虑”指导意见。因此,指导意见对各级法院法官的量刑具有约束力。

普通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英国已设立量刑委员会,指引法官量刑标准,香港又怎么可以停留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官高高在上”呢?因此,香港可参考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地区,设立法定“监察司法委员会”,由法律界及非法律界人士组成,向法庭建议针对某类刑事案的量刑指引,增加香港司法系统公众参与度,以及法律本身认受性。

来源:大公网  作者:杨莉珊 (九龙东区各界联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