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各国都关注如何刺激消费，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当中有的国家选择直接给民众发钱刺激消费，亦有政府选择认为，全民发钱会导致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改成派发消费券的形式。无论哪种方式，皆应目前兼顾未来，才能达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在新冠疫情横扫之下，二○二○年，美国率先大洒钱，发钱拚纾困，当年成人发一千二百美元、儿童每人五百美元，年底再加码，每人多领六百美元，来年又发一千四百美元。随后不少国家及地区纷纷跟进，日本二○二一年四月每人给十万日圆、新加坡一人领六百元星币，韩国则祭出排富条款，百分之八十八的民众每人领二十五万韩元……美国发钱纾困，令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储蓄和消费双增加，不仅消费支出增速强劲并在二○二一年初超过了疫情前水平；消费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为后续消费继续强劲打下了基础，但负面的影响是通胀也持续高攀。

与美日不同，中国、新加坡等国及地区则选择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向民众发放了形式不同而实际内容大同小异的消费券，以鼓励和促进消费。中国政府担心直接发钱可能导致福利依赖和生产率下降。分析认为，相比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的好处是避免流动性的长期增加，对货币超发和通胀压力有更好控制，另一方面更直接地刺激实体经济的修复。不过，若民众消费信心不足，仍难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香港曾多次发放消费券，最新版的《财政预算案》将于下月底发表，多个政党连日发声促请政府再派发一万元电子消费券。但亦有个别议员不赞成全民派消费券，主张只针对月薪五万元以下人士派发，新民党更反对再派消费券，指随着通关复常，旅客重临香港，不用靠消费券刺激经济。争议引发社会关注，再派消费券，市民变相多了钱消费，政党为博得掌声乐于支持，但此举却可能令消费券常态化，破坏理财哲学，尤其香港本年度财赤惊人，财政储备持续缩水，难以支撑消费券恒常化。

然而眼下恰逢粤港“通关”，经济复苏关键时刻，当局在平衡财政压力下，今年可能有需要再派消费券，但须削减金额，并优化其用途，务求起到刺激本地消费，提振经济作用。政府应否再派消费券，不应从民粹角度出发，而是在审慎理财原则和复苏不确定性之间取得平衡。

无论哪种经济政策，皆有正负影响，各个政府当考虑实情，选择符合自己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促进消费固然意义重大，但刺激经济并不能仅靠刺激消费，有效投资、提振民众信心等等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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