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利用达到顶峰。但后来的人们依然有一个疑问：康熙皇帝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为帝国服务的皇帝，可是，为什么他的时代距离闭关锁国已经不远了呢？

其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康熙皇帝善于利用传教士，但与明朝相比，利用和学习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

在明朝，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引发了整个阶层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从最早的瞿太素，后来的徐光启、叶向高等人，到后期的孙元化，再到南明时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这些人都对天主教带来的新技术有着向往，并不耻下问地学习。可以说，明朝的西学运动是来自社会智识阶层的自救运动。

而在清朝，只有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值得夸奖，真正利用了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大臣们对于科学技术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学习，他们除了恭维皇帝的明智之外，什么都没有做。因此，清朝的西学运动缺乏民众基础。

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呢？这又和明清时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关。人们提到中国的大一统集权社会，往往会认为其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二者不加以区别。事实上，明朝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实现了高度的集权，但随着朱元璋死后统治力的松弛，明朝的官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自主判断。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明末的东林党更是为了节操而不惜献出生命。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

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受到猜忌，有自主精神的汉官大都被拿下。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汉官集团除了表达忠心之外，已经不敢表露自己的立场了。

而另一方面，对于满族官员，更加原始的制度让他们以奴才自居，对主子的服从更是写在了天性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的能动性和学习精神消失了。因此，虽然明清时期都是集权政治，但明朝官员是有人格的，而清朝官员往往放弃了自我判断，甘心做奴才。

两朝的哲学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清朝的实学虽然先进，却只是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在当官之余的娱乐工具。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官场上并不能反对皇帝，只能唯唯诺诺。所以，他们将实学作为一种私下里的爱好，学会了人格分裂式地将公私分开：在朝（当官）时是一个奴才；只有回到家，钻到故纸堆里，才变成一个人。这种二分法让清朝的政治成了一言堂，其余的人毫无动力去挑战权威。

正因为这种区别，西学在明朝能够吸引大量希望独立思考的文人名士，但在清朝连一个文人也吸引不到，他们只是将西学当作皇帝的爱好恭维一下，就转入自己的角落里不吭声了。

二者区别最典型的体现是对待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这份地图在明朝吸引了大量官员的注意，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先进的地理知识加以学习。而在清朝，修纂《四库全书》的都是当时最聪明的学者型官员，当他们整理《四库全书》时，虽然也提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却只是将之当作一种荒渺莫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