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以来，香港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和业界绞尽脑汁，希望找到致胜奇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宣布即日起进口价200元以上的烈酒，200元以上部分的税率由100%减至10%，而200元及以下部分，及进口价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税率则维持不变。尽管这一新招对刺激烈酒相关产业、甚至整体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但社会上不乏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忧可能会威胁市民健康。其实，只要细心审视政府理据和参照客观数据，即可发现反对意见多属杞人忧天。

近日医学界发起联署，明确反对鼓励市民增加烈酒饮用量的政策，担心会引发更多人患有由酒精引致的疾病，令医疗体系负担更重。联署名单中不乏响噹噹的人物，包括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等等。另外，也有网民批评政府“双重标准”，一方面主张加强控烟，另一方面却“叫人饮酒”，置市民健康于不顾。

批评者乃出于一片好意而反对下调烈酒税，却没有注意细节，不了解政府的用意。首先，政府并未全面撤销税项，只是下调相关烈酒200元以上部分的税率。其次，现时香港进口价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佔总数约85%，即使政府调整其馀15%“贵价烈酒”的税率，这85%烈酒的税率维持在原先水平，意味消费者对这类烈酒的需求不变。再者，有财力饮用200元以上烈酒的人士，消费力一般比较强，他们未必太在乎酒税之调整。因此可以断言：对“贵价烈酒”的整体需求虽会有一定程度增加，却不会像脱缰野马般失控。

减酒税未必导致饮酒量上升

假如大家参考政府2008年取消红酒税前后的数据，对新策的质疑或者可以一扫而空。在2005至2008年期间，本地人均饮酒量由2.53升增至2.79升，2008年取消红酒税后，人均饮酒量时升时跌，但大趋势是下跌，至去年已跌至2.24升。“红酒经验”充分说明，取消酒税不一定导致人均饮酒量增加。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可能是在整体教育水平极高的香港，市民有足够理智判断过量饮酒的风险和祸害。再加上市面供应的饮料林林总总，酒精只是其中之一，市民不太可能因降酒税而一窝蜂地“劈酒”。

香港要做世界烈酒交易中心

客观而言，政府今次调整酒税，是在兼顾公众健康的前提下，尝试提振经济，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目前，香港经济虽然正在增长，但远远未去到大发展、大提升的程度。而烈酒市场正是一个发力点。香港酒业总商会创会会长苏又萍早前指出，全球烈酒市场规模将由去年5,250亿美元，激增至2027年6,300亿美元，增幅达20%，商机庞大。香港适度下调烈酒税，实际上是为业界拆墙松绑，把握内地中产人口规模持续壮大的契机，推动“贵价酒”交易，助香港变身成为世界烈酒交易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下调烈酒税不止有利于高端酒类贸易的蓬勃发展，实际上还会产生外溢效应，因为可以带动饮食业、旅游业、进出口业、酒店业、中小企之发展，亦可创造调酒师、侍应、销售员等新职位。虽然降税后库房每年少收两亿，但我们不宜锱铢必较，因其创造的经济效益是无法估量的，最终必以另一种方式回馈库房。

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绝不应错过烈酒贸易所创造的庞大商机。无可否认，从医学角度看，过度饮酒会带来一定程度健康风险，但公共政策是讲求平衡的艺术，只要社会成本可控，推动烈酒相关产业发展绝对是一笔“抵谂”的生意。如今政府果断下调烈酒税，抓住全球烈酒市场急速发展的机遇，是一个正确且精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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