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重启踏实兴国之路，进行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面对九七前途问题，予香港走出宿命之历史契机，我和“汇点”友辈，欲为香港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出力。

汇点曾与上海研究机构合办沪港经济合作研讨会，较早认定双城的特殊关系。一九九一年访问上海市政府机关，那时正值浦东开发之初，陆家嘴仍是烂地一片，我们笑谈购买小块土地，若真的这样做，后来的回报肯定不得了。战前沪港关系密切，上海乃中国最时髦开放的城市，誉为东方巴黎。如果不是经历反右及文革等政治运动，上海不会失去应有光辉。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向香港取经，例如证券交易所、土地住房改革等。记得曾与上海市住房管理机关干部交流，分享香港公共房屋经验，散会前领导干部笑说：“你们在香港做的，很好，我们大抵亦知道；不过，上海有本身难处，不易按香港方式去做，就算你们坐我的位置，也会举步维艰。”

他更说，上海是国家的大儿子，有七分之一收入上缴国家，改革上落后于广东。按他比喻，广东是全国改革尖兵，全靠敢闯。上海（当时）要等中央发话，中央未说可做，就不敢干；广东则相反，中央未说不，就放手去做，直至中央叫停。广东改革之风，很有那时香港的Can do（搞掂）精神，一切唯实、“少讲耶稣”。

中央设几个经济特区，以促进全国改革开放，其一选在深圳，因毗邻香港，享地缘优势。早期全赖港商令深圳发展起来，后来深圳特区也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肯搏敢试的青年人才。

八十年代，尽管港人为九七前途忐忑不安，但那时香港处于中国改革的显要位置，内地开始视香港为现代文明、国际惯例的标志，代表速度和质素。香港的电影、电视剧集和流行歌曲，风靡全国。曾有一句顺口溜：“全国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港式粤语乃经济语言，因不少港商不善于普通话。

因我专注公共行政和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八十年代后期多次到内地讲解香港和西方的文官制度。有一次为广东地方人事干部演讲，完毕后闲聊，一位大概六十多岁的干部跟我说，“你介绍的文官制度，有很多地方的确值得我们借镜，可是不易啊，因为上面的老头们比较保守”，他指的老头恐怕年纪更大，因那时内地尚未设立退休制。

上述点滴乃当时内地国情一个侧影。从来改革非直线之路，当中充满曲折反覆，而一个国家的大改革，更非由一张白纸出发，须于既有现实中求变。故此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今天成果，得来不易。上海和深圳的实力，跟九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方面超越香港。

出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期间（二○一二至一七），我深深体会到香港作为全球联通的区域枢纽、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化都会，以及国家南大门的战略地位。任内致力保持香港蓝色经济的实力，推展机场三跑道系统、港珠澳大桥、高铁及“一地两检”安排，强化香港作为航运服务和融资中心的地位。与中央部委及粤深官员互动，分秒必争，记得赴京与国家民航总局局长磋商三跑，就于他开会回来在午膳中进行，得到其全力支持。

中国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但仍须深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会有新角色，以其所长回应国家所需，但前提是摆脱近年的虚浮和内耗。

张炳良

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兼任教授

香港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2012-17）

《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审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