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4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国蔓延的影响，中国经济“三驾马车”都显疲态。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零售、工业及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的表现全部逊于预期。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按年跌幅达11．1％（环比收缩了3．5％，5月份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4月工业增加值由扩张转为收缩2．9％，创历史新低；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了2007年以来的负增长。4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负增长达39％和46．6％，创历史新低。这也意味着年初以来地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房地产救市政策基本失灵；4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商品额按年仅增3．9％，比3月14．7％，大幅回落10％以上，为近两年来最低。这些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处于十分严峻的态势下。

面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底召开会议，强调中国经济回到“稳增长”之路。为此，80个以上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央行降低首套房按揭利率下限，将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降低0．15厘；防疫政策微调，采取“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并举路线；全年计划退税减税2．5万亿元，4月已有8015亿元增值税款退至纳税人户口。最近，李克强总理召开振兴经济会议，要求与会的各省领导，已经出台的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挖掘政策潜力，看得准的新举措“能用尽用”，5月“能出尽出”，确保上半年和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使经济较快回归正常轨道。这些措施都透露出当前“稳经济”的严重紧迫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其问题的实质及核心在哪里？首先，面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的紧缩、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市场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及新冠疫情还在全球各国蔓延，肯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冲击，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更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对此，我们只能以更为开放的方式来应对，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增长。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快速下行，有国外环境的影响，也与新冠疫情在内地多个城市蔓延所推出的一些政策导致经济活动突然阻断有关。如果社会整个经济活动突然停止，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处于静止状态几个月，那么经济增长岂能不下行？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新冠疫情得以缓解，甚至退去，政府大力度推出补救政策，比如对受到疫情冲击和影响大的企业采取直接财政补贴，那么，这些企业及行业在短期内就可能复苏，中国经济又可能回归常态。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正在加拿大。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与冲击，当地很多企业及行业都歇业，但政府给了这些受到疫情冲击大的企业及行业直接财政补贴（不仅是退税），把这些企业及行业受到的影响与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所以，在加拿大，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冲击与影响并不是想象那样大。我有一个做餐饮的朋友就告诉我，疫情对他企业影响不大，疫情期间获得政府直接财政补贴与日常开业时收益差不多。

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不少企业及行业不仅无法得到政府直接财政补贴，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不少没有基础理论为依据而推出的突发性政策、强制性政策，迫使一些企业及行业突然消失及收缩。比如，中国的数字经济及行业本来为国家竞争力的骄傲，但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监管部门则以欧美国家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盛行的结构性及市场占有率理论为标准来判断国内平台企业的垄断程度，结果引发了中国平台经济全面大幅度收缩，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全面下降，数字经济的市场预期全面转弱。可以说，企业对中国经济信心的全面转弱，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全面下行最为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甚至未来几十年有效运行的最为重要原因。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或复苏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要重拾企业信心。只有真正重拾中国企业的信心，企业才有意愿投资与生产，才能保市场主体及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政府得对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及行业进行直接财政补贴，先让他们渡过眼前难关，保市场主体；其次是要以市场化、法治化、开放性来重整市场秩序，严格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只有在政府权力界定清楚的情况下，市场秩序才能有效建立起来，而市场经济才能够让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再次，要保证以市场法则为基础的政策法规连续性和稳定性，让企业对政府的政策法规有清楚明确的预期。最后，要让企业及企业家广泛参与各项经济政策制订过程，而不是仅把企业当作各项经济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来源：深圳商报  作者：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