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把脉／欧美将全球经济拉入衰退

图：欧美发起“去俄罗斯化”损人不利己，势给全球能源供给体系带来高成本代价，短期内攀升的重置成本，也将重创全球供给体系。

全球经济可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超级衰退周期”。这里的“超级”，一是指衰退形势超级复杂，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滞胀），供给紊乱与需求不足同时出现，导致各国过去常用的宽松政策进入两难困境；二是指持续的时间会长，可能会超过上一轮次贷危机后的时间，三至五年内很难见到显著复苏。

美国方面，虽然就业率仍然保持高位，但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用工缺口，导致工资不得不大幅上涨。最为严重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落到次贷危机最低点附近，如果联储局不能顺利加息缩表，通胀螺旋态势可能很难得到实质性缓解。如果供给体系得不到快速修复，美国经济步入滞胀几乎不可避免。欧洲方面，持续高企的物价在打击消费者信心，投资活动也开始进入低迷状态。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一季度增长率较去年大幅放缓，这还是在欧洲央行继续维持宽松政策的前提下。日本方面，一季度ＧＤＰ实际增长率为－1．0％，同时核心ＣＰＩ超过2％创十年新高，出现了久违的滞胀态势，日圆汇率也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创下二十年新低。这一切都昭示着，发达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退出非正常的货币政策，经济却提前进入了衰退的前夜。

地缘冲突推升通胀

新兴经济体方面，中国经济正在遭受第二轮疫情冲击。虽然一季度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但二季度很可能出现大幅下调。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虽然可能在中国疫情期间获得一些新增的订单，但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产业链的转移与供应链的重塑，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就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不是一两年就能成就的，需要亿万个产业工人与企业家几十年的努力。因此，如果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掉头向下，即使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因为新增订单获得短暂繁荣，总体上看恐怕也无济于事，更何况另一个新兴国家俄罗斯正陷入战争的泥淖。

笔者做出“超级衰退周期”的悲观判断，当然不仅仅是依据前文所描述的全球经济现状，而是根据更深层次的大变局──国际冲突、战争，以及庞大的债务泡沫。或者说，全球经济站在了国际政治冲突周期与超级债务周期叠加的顶部。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将直接导致去全球化，当前来看西方正在推动“去中国化”和“去俄罗斯化”。

过去三十年，西方市场严重依赖中国低劳动力成本及人口红利的供应链体系，最近十年也不断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获益。如今欧美希望通过自动化技术摆脱对中国供应链体系的依赖，并寻求更符合其地缘政治的产业空间，比如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但这个转换的艰难程度被大大低估，因为制造业产业链是一种生态体系，生态的演化最需要的变量是时间。况且，其他地区根本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产能和市场，这必然会造成供给短缺及结构性过剩。

“去俄罗斯化”的结局也是一样，看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在世界的地位（2021年俄罗斯出口原油2．89亿吨，位居世界第二；出口天然气2380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一），以及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就知道“去俄罗斯化”会给全球能源供给体系带来多高的成本代价，即使来自美国的供给可以部分替代因制裁俄国而出现的能源缺口，但短期内攀升的重置成本也将重创全球供给体系。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欧洲的能源刚需从过去依赖俄罗斯转为依赖美国，谁知道未来会对欧洲、欧元带来怎样的国际政治影响呢？显然，欧洲诸国尤其是大陆国家应该心中有数，只是当前大家集体陷入俄乌冲突的道德绑架及群体正义的境地中失去了话语权。

国际政治层面的冲突将使本轮经济衰退在短期内复苏无望，甚至会加剧经济的衰退。如果全球环境从过去的“和平与发展为第一主题”，转换为更深层次的“国家安全焦虑”，各国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也失去了优先性，或者要为其他更重要的目标服务，在此背景下经济衰退只会更加严重。即便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各国的解决方式也会从过去的合作共赢走出困境，转变为互相甩锅、转移矛盾，制造更严重的不利于经济复苏的冲突事端。

无限ＱＥ埋下债务炸弹

判断全球即将进入超级衰退周期的第二个深层次依据，就是一百年以来的超级债务周期已经走到了顶部。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开创的货币大放水先例，在本次疫情冲击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联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扩张其资产负债表近三倍，导致全球债务和货币爆发大洪水，在供给体系受限的环境下制造出超级资产泡沫，继而向商品和消费品市场快速传导，成就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轮通胀。

与以前不同的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地缘政治的冲击，高企的通胀并未带来持续的利润增长和经济复苏。虽然在美国出现了庞大的岗位缺口，但是越来越低的就业意愿只能带来更高的产出缺口和物价上涨，最后演化为通胀螺旋甚至是滞胀。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正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要治理通胀，不得不加息缩表；另一方面要防止衰退及资产泡沫的破灭，又不得不继续维持庞大的债务和货币。这种困境几乎让过去十年“直升机撒钱式”的量化宽松走到了末路。

美联储的困境也是全世界政府和央行的困境。不知从何时开始，政府已经习惯了通过廉价的印钞来赎买经济复苏。“央行印钞机”成为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ＭＭＴ（现代货币理论）也从异端邪说开始登堂入室，被各国央行奉为圭臬。但到了今天，印钞机的货币万能论正在被逐渐证伪，经济的真实增长并不能被凭空印制，当人们开始感受到通胀带来的痛楚，债务的冰山也逐渐消融（债务通缩），货币幻觉就会进入到梦醒时分。

当全球债务周期在到达顶点后开始回落，谁还能奢望通过印钞将经济拉回复苏的轨道？一个时代即将谢幕，水落石出之后，货币不仅无法赎买经济复苏，可能还要为过去的虚幻增长买单。因为持续的高通胀会让国家法币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普遍的人口老龄化、持续恶化的贫富差距，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慢性病，在今日疫情危机的加速发酵下，也将成为超级衰退周期的催化剂。就连美国这样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保持就业活力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也正在面临躺平的窘境，更不用说绝对人口增长正在萎缩的日本和欧洲。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绝不能低估。而更为严重的是，贫富分化和日益固化的利益结构，将严重抑制年轻人就业、创新和消费的积极性。人作为生产要素和需求主体的双重作用一旦同时失去活力，现代经济增长将失去最为根本的微观基础。年轻人的心死，无疑是另一种“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滑入前所未有的超级衰退周期也将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笔者预计，未来各国政府每一次的危机救助政策，都不过是一次衰退中继、暂时性的反抗，终究抵御不了周期性的宿命，直到一个真正的新周期诞生。这个新周期很可能不再是技术层面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是制度层面的科斯─诺斯周期，或者是一个普遍的人类价值觉醒的周期。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