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笔者每日只能在小区内跑步，虽然时间延长了，但速度也下降了。随着年纪渐大，爆发力消退，之所以坚持长跑，纯粹是为了健身。既然不参加比赛，却为何总是在追求速度呢？由此联想到中国经济。大家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今年5．5％的增长目标能否实现，但西方国家只是关注失业率和通胀率，并没有给出一个ＧＤＰ的目标。

综观历史，发现极少有国家能够保持经济长期正增长。笔者曾查找2006年至2015年全球各国的ＧＤＰ数据，发现除了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名义ＧＤＰ都曾出现负增长，其中美国表现最好，只在2009年出现过一次收缩，而近年增长势头强劲的印度，分别在2008年和2012年出现过两次负增长，德国和韩国均出现三次，日本则更惨，2005年至2015年中，有4年负增长。因此，经济负增长并不是件不可理喻的事。

假如经济增速为零或负，只是表明经济在均速或减速发展，并不是经济停滞。例如，去年你的平均速度为每公里6分钟，共跑了1000公里，今年还是这个速度，增速为零，但跑量还是1000公里，这就是零增长。如果要想在跑量增加10％，但跑步的时间不变，那就需要提高配速，即要到每公里5分24秒。这就需要增强各方面的训练，如提高心肺能力，增强肌肉力量，提高体脂率，或者纠正跑步姿势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每年都提高速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实，经济增速的持续提升也不容易的。

改革开放　创造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保持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那么，为何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首先是改革开放释放了制度红利，其次是中国恰好完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难得机会，第三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与人口红利（1963年至1975年的婴儿潮开始转化为劳动力）的时间点完全脗合，第四是工业化和土地资本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资本红利”。

但是，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因此早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就提出了“中国经济要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为何要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呢？因为维持高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会愈来愈高，即投入产出比下降，同时债务压力上升。就像长跑，尽管可以通过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功能等提高速度，但当实际速度已经超过潜在速度时，则可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得不偿失。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要素主要有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在2011年之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长，正是因为有这些生产要素的交替发力。

在配图中，笔者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归结为：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度贡献。过去30年来，劳动力素质（图中红色部分）对ＧＤＰ增长贡献的变化相对不大，而资本密度（资本／劳动数量，图中绿色部分）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当然增速在2011年到达最高位后，便持续下降。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率与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加权之和的差额，你也可理解为通过各项改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好比两个原本身体素质都一样的人，一个请教练科学训练长跑，一个自己靠体力盲目长跑，一段时间之后的水平差异就叫“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图中蓝色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7年之前非常高，之后则逐步回落；2007年至2010年间又有所回升（进入重化工业化的冲顶阶段），2011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觉得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劳动参与率又在下降。另一个原因在于无效资本规模扩大。从配图中可以发现，资本密度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尽管增速在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进入到2000年以后，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了，而2000年之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如今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采取逆周期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靠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阻止经济下行，于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大幅增加、基建投资前置、给企业减税降费加退税。

长期依赖于投资拉动的最终结果，是资本形成对ＧＤＰ的贡献占比一直维持高位，目前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但这些形成的资本，不全是有效资本，不少属于低效资本。就像长跑运动员的体脂率上升了，显然不利于提高成绩。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在强调财政支出要提质增效，要提高效能，因为只有形成“肌肉”才能增强推动经济的力量，而形成“脂肪”这类的无效资本，反而成为发展的累赘。

优化结构　方能行稳致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国家经历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堪称全球的“经济增长典范”，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在1994年发表文章《东亚奇迹的神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ｓｉａ＇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提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这种增长模式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学术界称之为“克鲁格曼质疑”。

虽然笔者不认可他提出的“东亚无奇迹”判断，但克鲁格曼的质疑也有一定道理，东亚国家在过去确实没有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多是借助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依靠自身的勤劳、努力而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大国。因此，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便出现了ＧＤＰ增速在零附近徘徊的现象，被称之为“失去的30年”。

笔者曾经多次接待过日本金融业人士，发现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一般都是年长者（即领导）说话，年轻人极少回答和提问。而中国的金融团队则相当年轻，且年轻人顾忌较少，提问和交流踊跃。日本经济高增长的最风光阶段是在1970年至1990年，中国则是在1990年至2010年，故日本的富裕人口主要集中在40后和50后，中国则主要集中在60后和70后。相对而言，日本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中国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机会就少很多，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也较少，中日人口年龄结构中的代际分化现象明显。

但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今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创历史新高，在境外高通胀和国内第二季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年轻人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为此，一定要对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高度重视，给予他们创业和就业的各种扶持政策。

一幢百年建筑，需要不断进行内部的更新改造，才能继续使用下去，满足现代人的居住和办公需要；一个经济体同样也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让三驾马车更能协同发力。

遇到上海闷热的天气下跑步，跑快了会感到特别累，因为血液既要供给肌肉，又要为了加快散热而把血液供给扩张的毛细血管，由此产生了抢夺血资源的矛盾，心脏因此而加速跳动，导致疲劳。经济也是如此，保持内外循环畅通，才能让经济运行下去。例如，上游价格疯涨，下游没有涨价能力，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那就消费不畅，投资有何用？

今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虽然已经逼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准线（1．2695万美元），但回过头来看，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例如中国曾经追求钢铁产量“赶英超美”，于是全民炼钢，但代价巨大，毫无科学依据。如今，中国的粮食亩产量虽然超过美国，但中国的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是美国的4倍多，这会导致土壤退化，有害物质增加。所以，从长远看，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

作为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不能以170的心率去追求每公里5分钟的速度，不能以牺牲长期健康而完成短期目标。而且，要吸取某些新兴经济体得而复失的教训，稳中求进，调整好姿势，完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来源：香港文汇报    作者：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