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一年多内不仅成立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首度举行线下“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会议以及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同时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都先后成立了中国组，还频频打“台湾牌”，可谓力度空前。然而美国由于四大内伤，导致其对华遏制不可持续，不会成功，必然会走向合作。

内政问题频生深陷管治危机

第一，冷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警察，全球有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简单讲，它在全世界要管的事太多了，而不能和冷战时一样仅聚焦苏联。奥巴马政府2010年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但却因为中东等事务迟迟无法执行。现在俄乌冲突的发生，更把美国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从中国反向转移。

第二，美国虽然仍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却已经是高度金融化、信息化和去工业化的国家。它的产业链高度依赖世界，特别是中国。比如此次疫情，美国就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甚至不得不以两倍的价格抢夺欧洲在华订单。据美国数据，90%以上的抗生素、维他命C、布洛芬和氢化可的松，以及70%的已酰氨基酚和40%到50%的肝素都来自中国。

美国资深财经记者Sara Bongiorn曾就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有多大做过试验。她在一年内不购买任何一件中国制造的商品。结果这一年间，家具坏了没法修，因为修理工具和配件都是中国生产的；灯泡坏了没法换，因为那是中国生产的；老公生日想买生日蜡烛却买不到，因为找不到不是中国生产的蜡烛；家中的卫生也无法打扫，因为吸尘器的滤芯全是中国生产的。她把这个经历写出《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并成为畅销书。

一句话，美国已经不是二战和冷战时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即使想再工业化也很难成功。比如2020年时任总统特朗普亲自去参观的亚利桑那州的口罩厂，现在已经倒闭。如果和中国全面冲突，其后果难以想像。

今天的美国日益靠发债刺激经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持续两年多，美国印制的美元金额已接近独立两百多年以来的一半。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早就超过100%。根据欧盟的规定，这个比例是不能超过70%，否则就会引发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后果：中产阶级萎缩，到2013年中产阶级家庭不到50%。根据西方民主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的政治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三，政治上，民粹主义强势崛起，政治极端化趋势愈演愈烈。美国也日益分裂，政治僵局成为常态。不承认选举结果这种事情竟在美国发生，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国会被攻占事件。而且这种政治对立已经蔓延到社会上来：特朗普政府的成员就餐时一再发生被餐馆老板赶走的情况。国家内外政策和翻炒饼一样一百八十度的转换：小布什搞单边主义，奥巴马就搞回归。特朗普退群，拜登就建群。

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分裂是内战后前所未有的，以至于美国学者不断预测会导致另一场内战，研究暴力冲突的加拿大学者迪克森甚至敦促加国政府为美国爆发内战做准备：“到2025年，美国民主可能会崩溃，导致国内政治极端不稳定，包括广泛的国内暴力。”

第四，种族问题依旧存在，但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主要是黑人如何获得平等的权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则又面临传统白人成为少数的挑战。这也是理解特朗普崛起的一个时代背景。

这四大因素导致了两大后果：

一是治理能力下降。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频频出现重大失误或者失能。二十一世纪以来，两场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应对疫情、阿富汗撤军都是如此。

二是战略执行能力下降。美国一直具有很强的国家战略能力。这也是它能够在短短的两百多年就成为全球霸主的原因。但现在战略设计虽然依旧很强，但执行能力严重下降，两者无法匹配。

中美携手合作是唯一选择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美国许多学者都建议和俄罗斯联手遏制中国，就如同冷战时联手西方国家遏制苏联一样。但现实却是中俄坚定维持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除了美国自身四大软肋，还有两个外部因素同样重要。一是几十年来中国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都明显优于美国，双方的差距一直在加速缩小，经济赶超就在眼前。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认为“总有一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等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

二是假如美国真要冒险和中国摊牌，则一个很大的后果将失去对日本和德国的制约。对历史并不十分认账的日本美国无法放心，德国虽然对历史有着足够的反思和忏悔，但美国同样无法接受它实力强大到再无外力可以控制的程度。

可以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美国都已经不可能遏制中国的崛起了。虽然它仍然能给中国制造麻烦，但没有能够真正遏制中国的有效办法。从利益最大化角度，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并联手应对全球面临的问题，由中国分担一些责任和重担将是美国唯一的理性选择。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