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停滞，进入“失去的30年”。

日本经济的历史进程、特征和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而关于日本经济的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作为典型的亚洲后发国家，日本实现了从追赶欧美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成功范式，成为新兴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同时其在经济金融政策上的创新实践也为欧美国家提供了借鉴。

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较长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比较大的跨越。但进入到20世纪九十年代、即日本平成时代（1989至2019年）后，日本经济遭遇严峻的内外挑战，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结构性困境。

一方面，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增长停滞。与大部分后发国家不同，日本自1848年“明治维新”即着手建立起了较好的工业基础。20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很快在八十年代末期出现增长下滑的趋势。1985年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后日本经济出现资产价格暴涨态势，日圆汇率持续升值，但最终经济崩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2至2021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水平仅0.68%，而1980至1991年的年均增速则达4.3%。

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回顾日本经济从追赶到崛起再到增长停滞的不同时期，日本经济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也表现在内外发展结构。由于日本所处地理区位环境特殊，资源禀赋相对较差，能源大多依赖进口，同时在欧美市场中政治角力，如早期的日本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均遭遇过欧美的限制或制裁。日圆被迫升值及日本金融自由化均反映出日本经济的内外不均衡问题。

此外，日本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发展鼎盛时期加大了全球产业链布局，海外投资广泛兴起，大量的产业链外迁，本土的生产制造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加上人口老龄化，日本国内需求受限，长期维持在低通胀的阶段，依赖于宽松货币政策维持经济运行，导致日本贸易赤字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日本经济从长达30年的中高速增长逐渐转入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低迷，其间经历了多次全球或区域经济金融危机，因其对外依存度偏高且政治稳定性不足，导致经济金融政策收效甚微，其中暴露出三个重要问题：

一、内需不足信贷萎缩

一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与修复。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与高债务问题一直是“日本病”的典型表现。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增长停滞，并且出现长达15年之久的金融机构破产潮。经历了泡沫经济和破产潮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开启了衰退周期，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大衰退》和《大衰退时代》两本书中，用“资产负债表衰退”解说作了进一步解释。

资产负债表衰退意味着企业和居民追求的不再是资产规模最大化，而是负债比例最小化，为避免技术性破产对借贷更加谨慎，偿还债务主导了企业生产投资，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导致信贷需求萎缩，国内需求不足，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加速衰退的趋势。

二、宽松币策作用不彰

二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成败得失。经济学家白川方明认为，金融危机过后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寄望于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刺激的作法并不十分奏效，货币政策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与辜朝明提出的“量化宽松陷阱”的观点基本一致。

欧元区经济同样经历了长达20年的低增长和低通胀，与日本所经历的周期有相似之处，但欧元区仍依赖于宽松货币政策，显示出政策的弊端。辜朝明在分析欧元区经济时提出，欧元区需要财政刺激，但部分决策者错误将资产负债表问题当作结构性问题，重蹈了日本20年前的错误。反观美国联储局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应对通胀问题上的表现，一方面是错判了通胀的形势，延误了政策实施的机会窗口，带来严重的“滞胀”风险，另一方面设定的平均通胀目标并无新意，反而成为延迟加息到最后被迫超预期加息的“借口”，造成通胀问题日益严峻。

历史经验证明，债务驱动和宽松货币政策维系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失灵，如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将很难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日本的教训”已经进行了验证，但欧美国家能否真正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并无定论，现实的政策框架有必要作出更新调整。

三、结构性问题未解决

三是长期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问题。白川方明认为，由于经济和社会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即使最初看来很合适的规则，也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失去其有效性。一方面，短期的政策刺激却无法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白川方明提出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发挥需要借助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激发社会信心，引导企业加快创新，妥善解决民生保障问题。

辜朝明认为，2012年提出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即“积极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结构改革”，对日本经济复苏起到了较大推力，却因新冠疫情而中断了。

经济学家小峰隆夫则认为，安倍政府上任初期通过推动日本产业复兴、加大减税、增加公共投资等政策举措刺激了经济增长，最初取得了积极效果，但2014年4月后又再度停滞不前，2016年的新版“安倍经济学”政策聚焦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但取得的实施效果较为缓慢。同时，日本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恶化到了近乎危机的程度，如果放任不管，将会出现“财政破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的数据显示，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从1990年69.35%，增加到了2021年的263.14%，增幅达193.79个百分点。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贸易赤字、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及日圆汇率等问题。

结论：增长须更注重质量

研究日本经济不能忽略其历史和国际国内背景。前文三位学者本身亲历或主导了政策制定，从其分析中一方面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到日本经济长达30年陷入衰退的问题，特别是对政策细节和实施效果有比较客观的评估；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视角能够从结构性方面，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或数值）上对日本经济进行简单的定性评价。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多或少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日本化”问题，如何解决结构性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白川方明认为，目前有关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主流观点脱离了现实，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应提供讨论所必须的信息或资料，并置于合理的假设，必须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研究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现象具有现实意义，前提是对日本经济问题和背后的结构性因子进行深入分析，以“前车之鉴”比较各国经济实际发展进程、差异特征以及结合国际环境变化，从而为应对“日本化”问题提出好的应对政策方案，避免重蹈覆辙。小峰隆夫则认为，日本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未来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差距便是现在一代与将来一代人的差距，即财政赤字的增加成为了下一代人的负担。

三位学者一致认为，大部分经济体都会经历从中高速增长转向缓慢的增长阶段，关键在于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因此，既要灵活运用这些启示，也应避免完全照搬他国经验。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原标题：金融观察/日本经济困境的启示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