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三年某一天，我在电视台工作，本来正在做一个专访，公司急急来电，话汇丰迁册伦敦，要马上找新华社（即中联办前身）做回应。后来找到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讲了几句，都是“遗憾”之类的反应，并无太激烈的批评。

后来有一次约了汇丰高层郑海泉吃饭，他刚从北京回来，和汇丰的大班一起，拜会了当时总理李鹏。郑海泉说，会面前他们很担心李鹏会问起，汇丰为何迁册，是否对香港前途无信心。但和李鹏见面时，李鹏对汇丰迁册之事只字不提，只问他们对香港前景的意见。一众汇丰高层从人民大会堂会见的地方出来时，都松一口气。郑海泉直言见李鹏时他十分紧张，出了一身冷汗，会面后才如释重负。

听到郑海泉离世的消息，回想当日他讲起此事时眉飞色舞的情景，还如同昨天之事，不胜唏嘘。

不过这个汇丰高层北访的故事，却想起《老子．五十八章》的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汇丰前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一八六五年三月在香港开业，同年于上海及伦敦开设分行。汇丰在英国开始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二十三年后就开业了，可说是一间典型的英资洋行。

汇丰随著香港成长，时光流转，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港督麦理浩率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及政治顾问魏德巍（即后来改了中文译名卫奕信）访京，麦理浩回来后只覆述了邓小平一句话：“香港投资者可以放心。”但在闭门会谈中，邓小平已向麦理浩申明，中国打算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麦理浩回港后，港英政府马上展开一系列应对九七问题的部署。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其后更坚决辞去所有公职，并将东亚银行售予李国宝家族。以汇丰和港英政府如此亲密的关系，估计亦风闻北京的部署。

当时各大英资公司，进入一个“各自修行”的阶段。汇丰银行就开始把业务国际化。一九八〇年，汇丰入股美国海丰银行，海丰银行在一九八七年成为汇丰的全资附属公司。一九八一年，汇丰银行收购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失败；但汇丰收购英国大型银行的兴趣未有减退。到一九八七年，汇丰终于成功入股英国米特兰银行。到一九九〇年，汇丰银行进行结构重组，成立一间控股公司，名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及伦敦的交易所上市，最后在一九九三年迁册伦敦。汇丰的国际化、重组、迁册三部曲基本完成，借此规避九七回归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其后汇丰全面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最后出重手收购做次按的美国Household，她的“环球银行”布局，大体完成。

不幸的是，过去二十五年，正好是一个东升西降的年代，汇丰投资美国遇上二〇〇八年的次按风波金融海啸，投资英国又遇上脱欧风潮乌克兰危机，国际化策略损手收场，最有增长潜力的大中华市场变成投资不足，只能叹句时也命也。如果当日李鹏怒骂汇丰高层，汇丰因而收慢国际化步伐，其实是福不是祸。不过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一个人，一间公司，一个国家，最怕搭错车。若然上一架车顺风顺水，自己也会风生水起。若以一九九七为界，汇丰头一百三十二年，搭上香港这架快车，以“Hong Kong Bank”之名，做到风生水起。自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四年中国更是一架巨型快车，带动香港腾飞，汇丰自然受惠。一转轨道，马上出事。

中国定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到二〇四九年建国一百年，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这架快车，继续高速向前。一间公司若然选错边上错车，就很难有运行了。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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