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宣布七名西医涉嫌滥发的两万张“免针纸”，将于十月十二日失效。“长洲复核王”郭卓坚入禀高院质疑政府对那些“免针纸”作出的决定违法。法官高浩文于十月十一日初步认为，相关规定并无赋予局长权力废除“免针纸”，将司法复核的正审排期到十月二十日进行，并发出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当局的决定，令涉案的“免针纸”继续生效，直至法庭对相关司法复核案正式有判决为止。

高浩文法官提出一个观点，指目前大众两针的接种率超过九成，两针以上的接种率亦超过七成半，加上此前大量染疫带来的群体免疫，涉案的两万张“免针纸”所带来的风险低。

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探讨风险问题：

第一，社会的整体危机。高法官的考虑基础是疫苗接种加上大量自然感染，带来了群体免疫效果，认为社会上整体的免疫屏障已经相当高。换言之，即使这两万人所持有的“免针纸”是假的，也不会令到社会的疫情传播增加很大的风险。

表面上看，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社会已有一定的免疫屏障时，各种类型的防疫漏洞，虽然会增加传播机会，但带来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免疫屏障差的时候会低很多。

第二，在同一个处所内，其他人受感染的风险。由于法例要求，要接种了两针才可以进入指定处所，而有两万人拿著假的“免针纸”，实际上没有接种过疫苗，他们传播病毒的机会会比接种了疫苗的人高，容许这些人在社会上继续随意活动，例如出入指定处所，将大大增加在同一个处所内其他人受到传染的风险。

试想一下，现时去老人院探视，需要有疫苗护照或者“免针纸”，当一个持有假“免针纸”的人进入老人院舍，而院内的老人家是高危人群，他们为甚么要蒙受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呢？万一因为一个持有假“免针纸”的人在老人院内播疫，导致院内老人发病和死亡，谁又要为这悲剧负责呢？一种行为不会带来重大危机，不等如对个别人士没有风险。

施政、执法是在要不同的权益当中作出平衡，当我们要照顾这两万个持有问题“免针纸”的人群权利的同时，是否也同样要照顾在指定处所内其他人要保障其生命的权利？

第三，保护假“免针纸”的持有人。法例要求进入指定处所的人，先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背后有清晰的科学理据。无论是除口罩吃喝的酒楼食客或者是住在老人院的老人，都很容易被感染。而持有假“免针纸”、没有接种疫苗者本身，是特别容易被感染的人群，假设他们持假“免针纸”进入酒吧，而酒吧内的人不戴口罩四处走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就很容易被感染。反而，废除了他持有的假“免针纸”的效用，才是保护这些人的较好做法。

第四，维护制度的效用。目前香港的两针接种率能够超过九成，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正正是政府利用“安心出行”变成疫苗护照，规定市民要有打了两针之后，才能进入指定处所，客观上是逼令市民打针，所以才得以达到这样高的疫苗接种率。我们也不知道会否有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出现新一波的大流行，政府要利用安心出行，叫市民接种第四针甚至第五针。

维持这个制度的有效性，是防止疫情传播的关键手段。如果政府很放心地认为香港的疫苗屏障已经足够，亦有信心未来的新冠变种病毒的杀伤力会很小，就应该取消“安心出行”整个安排。在制度改变之前，就要防止市民绕过它。

世界并不完美，政府每个决策都会影响到不同的群体，而不同的群体的利益，很多时都有冲突，政府就要从中作出平衡。由于防疫工作人命攸关，政府从严处理，有其合理性。

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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