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多为文人的士大夫，都是有“骨气”之人，但在元明期间，皇帝对士大夫的态度转变颇为明显，正是这种原因所在，让士大夫们一步步走向堕落之路。

公元1645年，面对南下的清军，沉浸于江南的融融暖风之中的南明君臣们，却依然文恬武嬉、醉生梦死，骄奢竟甚于承平之时，最终除了史可法在早春的数点梅花下，噙着亡国泪血战扬州，用生命向天地昭示自己的故臣心之外，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员们大多望风而降。

不仅江北四镇的武将们，大多毫无抵抗意志，同清军开战即降，就连身为明王朝“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也大多在南京城破之时跪迎清军，一代文坛领袖、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甚至还留下了“水太凉，不能下”的“佳话”。

相比于宋亡之时十万人蹈海殉国，《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名单实在太过可怜。在由宋到明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是什么让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堕落得如此之烈呢？究其原因，也许可以从儒家先贤孟子的一句名言中找到答案：“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

宋代以前，重臣面见皇帝非但不用三跪九叩，还能得到皇帝的赐座与赐茶。到了宋代，臣下在朝堂上不再拥有自己的座位，但仍能站着言事，加之宋代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教训，极力崇文抑文，对士大夫阶层礼遇极高，言论也相对开放。

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留有“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训。因此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中虽然也不乏蔡京、秦桧之类的奸佞小人，但刚正直率、敢于上书言事甚至公然顶撞皇帝者大有人在。宋亡之时，面对异族新朝的血腥征服，十万宋人蹈海殉宋。

到了元代，由于元王朝本身就是由北方草原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即使经历了汉文化的洗礼，也难以摆脱蒙古部族政治所固有的落后因素。蒙古草原上的君臣关系是绝对的、不留丝毫余地的，所有人在大汗面前只能是忠实的奴仆。

这一点，从成吉思汗对其麾下的名将的“四狗”之称中，也可看出端倪。元代朝堂上，蒙古族大臣对皇帝自称“奴婢”，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在这种把君臣关系完全看成主奴关系的文化影响下，元代皇帝大多不会在意“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教条，跪拜礼、廷杖之类的肆意羞辱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的礼仪和刑罚，也开始盛行起来。

明代建国之后，打着“山河重开大宋天”的朱元璋却并没有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而是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的君主专制统治，除了“发扬光大”廷杖制度以外，朱元璋在位期间还废除了丞相制度，制造了多起大案，打击折辱官僚士大夫群体，建立厂卫特务制度监视群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