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向中小学发信，提供加强国民教育的自评清单，并列出三大绩效指标（KPI），要求所有公立及资助学校，由本学年起委派专责统筹人员规划国民教育，包括国安教育、每年举办具质素全校国民教育活动，安排学生参与相关校际活动及为家长举办至少一项国民教育相关活动。 学校须于本学年结束前检视推行情况，并向局方交回清单。 至于非公款资助学校包括国际学校等，应参照清单上项目，按实际情况安排。

梁熙指出，表面上每间资助大学都有国安教育课程，但发现每间大学的差异很大，例如科技大学要测验，都会大学需交作业，浸会大学需做选择题，理工大学亦是选择题，但可以不断尝试，“试到pass为止”，让市民感觉敷衍社会和教育局。 他强调，国安教育很严肃，不能像六合彩“靠撞彩”。

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指，各大学有不同做法，原因是大学间提供的学科或课程设置有所差异，例如对于法学院学生，他们本身已经有基础法律知识的训练，有能力吸收较难的知识; 所以整个课程编制及评估会有分别。 他强调，教育局尊重院校设计课程的自主，但同时教资会将持续监察大学提供的课程质素等，大学亦要定期提交推行国民教育及国安教育的报告。

施俊辉认为，国民教育及国安教育的课程评估方式经大学深思熟虑釐定，院校按授课形式、内容、时数，安排合适评核方式，即使是选择题，可能课程中亦有其他要求，不能单独看待一部分。

朱国强又认为，相关课程不应流于形式化，应在内容上加入更多生活元素才能达到效果，“不能大学形式化地开课，学生形式化地过关就作罢，这样不健康”。 朱国强续指，学系要思考千篇一律及导论式的国安课程不能对症下药，例如早前浸大传理学会发表“理大围城三周年”的帖文及漫画，遭校方暂停其运作，此反映大学的国安教育发挥不到预防性功能。 他认为，改变要针对不同学生，作不同层次的深化，如“上庄”担任学会干事的学生，他们能以学会名义发言等，他们的国安认知应较一般同学更多，而现时大学不会向他们作更深入的讲解，往往出事才处分，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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