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街神父”胡颂恒疫情下变身包租公，为区内近七十名露宿者安排宿舍暂住。褚乐琪摄

昔日人山人海的油麻地庙街，疫情下人潮不再，三分一排档没有营业，“封区（检测）之后，这里变了死城。”在“庙街神父”胡颂恒（John Wotherspoon）眼中，五光十色的庙街，背后藏着不受注视，却亟须援手的释囚、道友及露宿者，但过去一年，庙街沦落人急增，神父变身包租公，租下的宾馆房间一个接一个，转眼间已有近七十人入住，不少是年届六十，被疫情夺去工作的人。眼见求助者愈来愈多，七十四岁的他逼着愈走愈快，却从不言倦，心里只是疑问，政府为何对无助者视而不见，“不要花钱兴建机场第三跑道，在庙街帮助穷人吧！” 

位于庙街的商住大厦平安大楼，不少单位均为宾馆，疫情下访港旅客人潮不再，房间丢空。胡颂恒于是在平安大楼不同楼层，合共租下四十多个房间，作为临时宿舍，让近七十人入住。他之所以租下房间，是因为去年三月底，政府宣布禁晚市堂食，令不少原本借宿二十四小时麦当劳的“麦难民”，顿时失去每晚休息之处，“我很多谢麦当劳一直收留露宿者，但没有麦当劳后，露宿者需要找地方住，我希望可以做点事。”

卖二手衫租宾馆救济露宿者

胡颂恒起初只是租下一两个宾馆房间，并在庙街出售二手衣服及家品，期望为露宿者创造就业机会之余，亦可以将盈利用作宾馆房间的开支。不少教友及善长得知其计划后，均踊跃捐款，更一度筹得逾二百万元的资金，令他喜出望外，“我并无特别宣传筹款，这个情况是我意想不到，或者就如基督教宣教士戴德生所说：‘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油麻地的露宿者问题，胡颂恒绝不陌生。早在一九八五年由澳洲来港宣教的他，十一年前为了践行服务穷人的夙愿，在庙街租下不足一百呎的劏房居住，与基层同呼吸，“我是监狱神父，每个星期都会到不同的监狱探监，我知道很多释囚出狱后，都会来庙街找工作，所以我来这里，一开始也是做释囚的工作。”

办“薄饼派对”与释囚分享

胡颂恒起初每逢周日在家举办“薄饼派对”，邀请吸毒者、露宿者或更生人士参加聚餐分享，参加人数由起初的两三人，增加至近年二百多人，地点亦由胡颂恒的蜗居，改在区内的学校礼堂举行。直至去年疫情肆虐，“薄饼派对”被逼停办至今。不过，每逢周四晚上的派饭行动，则未有因为疫情而取消。

在胡颂恒眼中，外表繁华的庙街，实质是香港沦落人的聚集地。他见证不少找不到工作机会的释囚，在这里铤而走险，从事马伕、贩毒等的违法工作。他的劏房邻区，有难民，亦有收入微薄的少数族裔家庭，一家四口挤住狭小的空间，疫情下逼得喘不过气，“那些劏房都是不及格的单位，他们住在这里很容易有健康问题。”然而，一场疫症令庙街沦落人的名单中，添加了不少他意想不到的新成员。

不愁三餐港人疫下失饭碗

访问当日，记者随胡颂恒到平安大楼探访入住临时宿舍的住客。六十五岁的蔡先生原本是餐厅厨师，月入两万多元，与内地太太居于深圳，本来生活无忧，更有余钱与友人在内地投资经营餐厅。去年疫情爆发，蔡先生为了保住香港的工作，赶在入境隔离令生效前返港。然而，随着本港疫情日趋严峻，他在三月已失去工作，内地投资的餐厅亦结业收场，连太太也返回湖北老家。孑然一身的他，过去一年尝过“瞓天桥底”的滋味，辗转获胡颂恒收留。他慨叹经济不景下，工作机会有限，对重投职场不抱期望，“老板要请都请后生，我年纪大，无得争。”

另一名住客Norman见到胡颂恒后，更能以流利的英语沟通。现年六十四岁的他年幼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近年在云南昆明担任外国旅行团导游及英语会话导师，疫情下旅游业冰封，他收入归零，苦撑至去年十二月后，萌生回港念头，“如果我在内地不幸患病入院，我不可能负担住院费用，但我有香港身分证，知道回来最少也有基本保障。”Norman回港一度入住油麻地的宾馆，直至上月盘川用尽，于是向胡颂恒求助，“我正报读物业管理课程，希望之后可以找到工作。”

“服侍穷人就是服侍耶稣”

过去一年，胡颂恒在庙街街角遇上不少原本有稳定工作、不愁三餐的香港人，因为一场疫症失去饭碗，“中国人都很勤力，他们因为面子问题，不愿意领综援。”即使他们愿意向政府求援，要找到廉价的住宿亦不容易，“政府的福利帮不到他们。”

要七十四岁的胡颂恒肩负近七十人每日的起居饮食，显然是超出他的负荷，他独力支撑半年后，终于在去年十一月增聘一人帮忙，加上不时有义工自发帮忙，他才有得来不易的喘息时间。在完成露宿者探访后，记者跟着胡颂恒回到他经营的二手用品店，探问是甚么推动他不眠不休地服务露宿者时，他指着挂在店内的一幅画，那是以衣衫褴褛的姿态，横卧于街边座椅的耶稣画像，“服侍穷人就是服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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