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对于苏轼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大坎。他差点没有翻过去。

这一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时，给朝廷上了一份谢表，被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台官员认为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宋神宗非常生气，下令将苏轼带到京城，关押进御史台的监狱里进行审讯。在审讯过程里，御史台的官员又从苏轼的诗文里挖掘出更多讽刺新法的“罪证”。苏轼危在旦夕，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一度还绝望地写了两首诀别诗。

在汉朝时，御史台办公的场所有许多柏树，栖息着数千乌鸦，人们便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的案件主要由御史台操办，人们称之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之际，苏轼只是一名知州，官员级别并不高。然而，苏轼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文艺骨干，在全国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当苏轼被困在“乌台诗案”后，许多与他并不熟悉的大人物，都会伸出援手。

第一个前来援救苏轼的，应是宋神宗的妹夫、驸马都尉王诜。王诜得悉朝廷派人去湖州抓捕苏轼的机密后，迅速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通过苏辙向苏轼预警。苏轼提前得知了消息，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代为处理湖州的日常事务。不料，前来抓捕苏轼的人来得太快，在苏轼还没来得及逃跑之前，就将他拦住。

“乌台诗案”发作后，王诜因为泄密遭到了宋神宗的严惩，被削去所有官职。这一惩罚甚至超过了苏轼。苏轼也仅仅是降级为黄州副团练使。

第二个帮苏轼说话的，是宰相吴充。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娶了王安石的长女，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后，由吴充接任。吴充与王安石一派关系不错，但却为苏轼求情。

吴充劝告宋神宗：“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言下之意，曹操都能容纳祢衡，宋神宗未必还容不下苏轼？

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第二位皇后）听说了这件事，出来为苏轼说话。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当年，苏轼和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一起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轰动一时。考试结束后，宋仁宗喜滋滋地对曹皇后说：“我今天给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这两个太平宰相，当然就是指苏轼和苏辙。宋仁宗为子孙们找的太平宰相，难道就这样被宋神宗杀了？

如果从政治派别上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旧党的一员。现在苏轼被困在“乌台诗案”里，许多属于变法新党的大人物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对苏轼进行落井下石。只要他们这样做，以他们的身分和影响力，苏轼基本上难逃一死。

然而，这些新党大人物摒弃了党派之争，不但没有对苏轼落井下石，反而加入到援救苏轼的队伍之中。

此前已经赋闲在家的王安石本人，坚决反对严惩苏轼。王安石隐居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听说此事后，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另一名新党大人物章惇，因母亲去世辞官守制3年，这一年刚刚回到京城担任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他知道苏轼的案子后，也出面劝告宋神宗，从轻发落苏轼。

除了上述这些大人物，参与审案的大理寺和审刑院也倾向于轻判苏轼，作出了“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按照这一判决，苏轼最多判两年有期徒刑，而且会因为宋神宗发布的赦令而被免除惩罚。

在众多大人物的全力周旋下，宋神宗也不好一意孤行地杀苏轼了。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也定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宋神宗不能背负违背祖训的恶名。于是，宋神宗最终决定对苏轼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被关押了103天的苏轼，终于从御史台的监狱里释放出来，前往湖北黄州当他的团练副使去了。在那里，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千古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