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评价一个人才的时候经常会被用上。而这么一位识时务的人才，并非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为君所喜的，无论这个君，是明君，亦或是昏君。因为，识时务，有时候并非就是好事。为何这样说呢？今天就来说说三国时识时务却不得重用的人才--谯周。

谯周

早年谯周自幼勤奋好学，饱读经书，知晓天文。出生于益州的谯周，自然在长大后，接受到了蜀汉朝廷的征辟，当时，刘备早就去世，蜀汉大权托孤于诸葛亮，也就是说，是诸葛亮，看上了谯周的才能。

有趣的是，谯周在此之前，始终不理睬益州郡县对他的征召，只是废寝忘食的在家中诵读典籍，谯周家中的产业没有人打理，原本稍微殷富的家变得贫穷了起来。直到谯周接受诸葛亮的征辟，才算是缓解了些窘迫。出仕之后，谯周没有什么令人交口称赞的功绩，因为，这个识时务者，屡屡劝说皇帝刘禅，不要再对魏国用兵；甚至说，在后来邓艾打到成都城下，便是谯周力劝刘禅，向邓艾投降的。这样的谯周，很容易被那些所谓的忠臣误认为奸臣，不讨伐魏国，如何实现复兴汉室的大志？于是，谯周便被刘禅支开，做一个涉及不到权力中心的官员去了。

不仅如此，针对姜维的北伐战争，谯周还写下了一篇令后世人褒贬不一的文章《仇国论》，文章大意便是，治理大国和小国的道法。姜维主张的以武克国，用武力侵占别人的土地，借此削弱魏国和吴国的实力，复兴汉室；而谯周认为，蜀国国力太弱，讨伐别的国家，无异于徒劳无益，不但不能削弱别的国家的实力，反过来削弱了自己的国力。这便是：“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大意便是，大国的能力强，就可以讨伐别的国家；小国的国力弱，就应该体恤人民的疾苦，壮大自己的国力，使人们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方能成为大国，振兴汉室。

也就是这篇《仇国论》，违背了一贯以来儒家所提倡的忠君思想，儒家学者认为，这是为投降主义作掩护，因此，谯周在蜀汉，一直不得重用。

从现代的角度，谯周的立场，是站在百姓这边的；而当权者，自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百姓的利益。

关于谯周，有很多的轶事典故，大体是说，谯周拥有预言的能力。蜀汉灭亡后，一部分蜀汉大臣被迁到洛阳任职，谯周便在其中。而因为病重，谯周停步于汉中便难以前进，有官员从洛阳而来时，特意看望了谯周，当时谯周因为重病，有些语言障碍，只是用笔写下了“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是指司马，月酉是指八月份，这个官员理解为司马到八月便没了，而到了八月份，晋文王司马昭果然去世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是谯周的门下，谯周临终对他说过：“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去世，我已经年过七十，也命不久矣，今后恐怕不会再见到了。”谯周果然在七十岁时去世，陈寿认为，谯周是预测到了自己的寿命，才假借古人的寿命为自己开脱的。

谯周的一生或许有些神秘，由天知命，信则有，不信则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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