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周四到立法会，首次和议员举行新形式的“互动交流答问大会”，议员们聚焦于出谋献策，首重强化国家安全。其中陈勇发言时指出，爱国爱港就是拥护“一国两制”，是香港始终要坚持的主流核心价值观。香港现在回到正轨，民建联和新社联都提出了很多倡议，包括对国民教育、国家发展认识更多，希望在大、中、小学、幼儿园加大宣传教育中国香港抗战的历史，以及国家发展的历史，要知道“我是谁？由哪里来、往哪里去？”香港的发展才会更好。所以希望尽快设立高水准、全面的中国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和国家发展资料馆等，令港人更好地巩固发展和传承爱国爱港的核心主流价值观，令香港有更好的平台和基础，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和国家民族一起能够再出发、再腾飞。但他的这一番发言，媒体只是轻轻带过，未见广泛的报道，其实当中有大意义，特区政府应当加以重视。

▲星岛新闻集团CEO蔡晋博士。

陈勇发言可概括为打造“红色景点”或“红色元素本地游”，目的是加强向年轻人推广香港抗战历史和近代国家走过的路，以提高国民教育的高度，同时亦为旅游业加入新卖点，吸引更多旅客访港。其实，相关的倡议，近年都有个别议员向政府提出。去年3月在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当时选委界的陈绍雄议员认为，香港应发展深度游，改革景点内容，发展“港版红色旅游路线”，推动具香港特色的历史景点及中共领导人在港留下的足迹等，将历史爱国教育融入其中，培养青年国民身份认同。时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回应说，政府一直推动香港历史遗迹发展，包括活化孙中山史迹径，并配合区内景点发展。寥寥数句的回答，意思是现在已有，毋须为“红色旅游”立项。邱的思维，正好反映旅发局长期以来的做法，就是把“红色旅游”或“红色景点”分布在文化、古迹等多元化游旅推介项目之中，例如宣传香港岛中西区有“孙中山史迹径”，但未有以专项搜罗相关的景点和行程，拼凑在一起，成为香港的亮点。此外，在大湾区大格局之下，香港作为大湾区以至全中国对外窗口，在保持国际化定位的同时，亦要具备促进大湾区发展的战略思维，须加大对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担当重要角色的推广和宣传。

除了政界之外，部分旅游界也提倡“红色旅游”，为的不止是推广国民教育，而是扩阔香港游的深度。2021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这一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愈来愈多的红色遗址进入公众视野，有个别旅行社推出“红色本地游”，反应不俗，可是热度持续不久，昙花一现。

国安法实施之后，强化国民教育，尤其重要，这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而未完善解决的问题。在英治时期，学校教育不重视香港抗日的英雄事迹，亦不提近代中国发展历史，更遑论缅怀和纪念抗日战争革命先列和推介中国走向强国之路。这一种长期忽略的心态，亦体现未有积极向学生推介相关景点的历史典故，也没有专门设计“红色旅游”成为香港深度游之一。

忽视传播中国近代史发展，在我们平时工作中也有体会，与读者分享。星岛新闻集团今年迎来85周年，编采团队正埋首编撰一本85周年的纪念册，在搜集资料时，发现早年《星岛晚报》有很多独家大新闻，例如国民党军队在海南岛撤退的消息，也是由星岛首先报道的，向世界披露了国民党军队撤走，退到台湾。然而，我发现，过去几次星岛新闻集团的周年纪念刊都没有把这个重要事迹列出，可见新闻工作者也对自己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参与，不够重视。

事实上，说起“红色旅游”，香港拥有丰富的资源，例如适庐，是位于元朗的客家大屋。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一个根据地。又例如乌蛟腾烈士纪念园抗日英烈纪念碑，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曾对乌蛟腾及邻近村庄发动十余次攻击，不少村民为保障游击队安全而遭受酷刑，有的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些抗日志士，村民于1951年建造一座烈士纪念碑。2015年，该纪念碑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还有位于西贡的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西贡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抗日活动的主要地区，其后纪念碑被列入了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另外，鲜为人知的是，在爱国爱港人士努力下，香港首个抗战专题纪念馆“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正式开馆，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铭记一段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抗战史。

认真筹划推广“红色旅游”意义重大，将独特的景点和行程精心设计，让更多学生去走一走、看一看，深入了解香港与国家在抗战时期所承受的苦难，有助香港民众知道国家力量的重要性。有了“红色旅游”计划，香港也可以向大湾区以至内地其他城市的学生和旅客招手，到来体验香港这一段红色历史，不但有利旅游业开拓客源，亦有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和认同加深。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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