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求职信，在唐代可以被称为“觅举”。“觅举”一词道出了唐代科举制度实行之时举子们应试的特殊情形，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也曾经写过。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初，朝中士大夫还有相当大的权力，以至于广大举子还须奔走于他们的门下，乞求得到他们的提携。举子们“觅举”的手段是“陈诗”，即把自己的诗作呈给相关大臣。

古代最成功一份求职信莫过于白居易写给顾况的诗稿。刚来京城的白居易可能太高估自己了，初来乍到，毫无门路，等到钱用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由得焦虑起来。在反思自己之后，他找到文坛老前辈顾况，请他指点自己的作品。指点只是其次，如果能被看中，前途无量。

白居易很快就拿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部刚刚整理好的诗歌集，尚只是个手稿本，便去拜见顾况了。从某个意义上说，他的这部“处女作”，其实就是他的“求职信”和“推荐书”。

顾况刚见到白居易时，还嘲笑他的名字，在长安，白居不易。他并没像过去一样把文坛新人敬呈上来的诗稿潇洒一扔，而是接下了白居易的诗卷，并随意翻开和阅读起来。这一看不要紧，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把顾况震惊到了，一边表扬白居易，一边说自己刚才那是开玩笑呢。

就这样，在顾况的赏识与推举下，白居易逐渐被京城文学界所接受，在长安基本站稳了脚跟，并高中进士，从此名扬天下。而他与顾况的交往，亦传为文坛美谈、千载典故。

而杜甫就没有这样幸运。公元745年，杜甫结束了自己在齐赵等地的漫游和放荡，满怀政治热情来到京城长安求仕，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求仕生涯却充满了辛酸。

那一年，杜甫参加一次制科考试时，正是玄宗皇帝经过近三十年执政后，走向骄奢和昏溃的时候，他声称天下已太平无事，可以将守边疆的事交给大将，将执政之事交给宰相，自己则安享清平。那年开制举以网罗天下贤才，他却将这次制举交给了李林甫主持。

李林甫是唐朝的大奸相之一，嫉贤妒能，口蜜腹剑。他主持这次旨在举贤才的制科考试，竟然一个也没有录取，而报给唐玄宗的理由是“野无遗贤”。杜甫参加了这次制科，也不幸成了李林甫的牺牲品。

制科考试落榜之后，杜甫便开始了诗文自荐的“自媒体”展示。首先他直接向皇帝献赋。在杜甫心中，玄宗皇帝是十分重才的明君，他相信以自己的才华能打动皇帝，自取功名。所以，当唐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时，杜甫竭尽所能，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唐玄宗看后也很赞赏，让他到集贤院去，命宰相再考试他的文章。杜甫非常兴奋，他得意地写道：“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可是唐玄宗让杜甫待诏集贤院，其实也是装模作样，并未认真，所以他将杜甫打发到集贤院后，便没有了下文，杜甫向皇帝献赋也无果而终。

其次，他又以诗文为手段，干谒王公大臣。杜甫在长安时期的生活比较艰苦，他自己陈述当时的处境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为摆脱困窘，杜甫选择了干谒之路，屡屡向朝中王公大臣诉苦求荐，如“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之类的话语，在那些干谒诗中时常出现。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尝尽了艰辛，虽然没有成就他的政治功名，但强化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也赋予了他的诗歌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杜甫长安十年间，除了部分与官场权贵交往的唱和诗和干谒诗，还有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为他的诗史之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构成来看，唐代文人的这种以“自媒体”方式自荐诗才的方式的确有些超乎传统。

与后世的干谒相比，唐人“觅举”活动中的重点是以诗文自荐，以自媒体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才能和理想，与后世“干谒”中的那种严重的人性压抑和人格扭曲有着根本的不同。

特别是初盛唐时的诗人们，用诗文自荐，凸显了个性，张扬了自我，成就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人群体。唐人的魅力似乎正在于那种以诗文自负的“露才扬己”上。“觅举”的自媒体行为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效，但却能激发人们的进取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