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天灾之频繁、酷烈，远超秦汉隋唐，加之战乱不息，天灾人祸，朋比为虐，使原本繁荣富庶的黄河流域，几遭灭顶之灾。很多统治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灾异因何而发生，是否努力防灾救灾，将决定本朝存亡兴衰。因此，灾异发生前后，历朝统治者多能采取程度不等的防灾救灾措施，并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防灾救灾行政管理机制。

至迟从周代开始，人们就已认识到：不能等灾害发生后再去赈灾，若灾前有充分准备，可降低灾情危害。基于此，很多人提出防灾预灾的理论。其中比较重要，且基本为后世沿循的，主要有努力耕作、兴修水利、重视仓储等。

魏晋南北朝时，历朝帝王屡颁重农诏书，敦促各地官员重视农作，以备水、旱等灾害。为体现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历朝国家礼典中，都沿置周礼中的藉田礼，帝王亲自耕作，目的在于凸显帝王对神灵的虔诚和敬畏，也会使神灵欣慰，赐予帝王福佑，同时也是为民示范，可敦劝农民勤耕。

为贯彻重农劝农政策，历朝多制定严明赏罚、奖励农桑的政策。有的将“敦本（农业）息末（商业）”列为地方官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甚至将农耕成绩和官员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即便擅娴游牧的鲜卑拓跋部人，初入中原后，也“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除了重视农耕，还是兴修水利。“大禹治水”的传说，已充分反映先秦时人对水利工程防灾减灾功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虽战乱不息，朝代迭频，但历朝统治者都重视水利工程的修浚。这一时期修浚的水利工程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尽管后人评价其“少有创新，大多守其成”，但不容否认，它们在发展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确曾发挥重要作用。

先秦时人还充分认识到灾前预储粮食的重要性。《礼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西汉宣帝时，耿寿昌奏建常平仓，若遇灾年，储藏的粮食可赈济灾民。泰始四年（268年），西晋在京师洛阳修建常平仓。永明五年（487年），南齐在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及扬州、南徐州、荆州等地，均建常平仓。北魏也建有常平仓，并专设“和籴大使”、“和籴使”职掌。

灾害爆发时，历朝统治者的救灾措施，主要有祭祀天地诸神、修政、赈济等。

祭祀天地诸神。由于时人普遍相信天灾乃上天对天子品德、施政有阙的警诫，因此，灾害发生后，很多帝王都会举行各种祭祀天地神灵的祭礼，祈求上天宽恕，降临福佑。

反思修政。除祭天地诸神外，君臣要诚心反思，修补以往施政之阙。

赈济灾民。魏晋南北朝时常见的赈灾方式，有开仓赈济、赈贷、移民、调粮等。赈济主要是朝廷从国家仓储里无偿调拨粮食、布帛等生活用品分给灾民，向灾民施粥、棺、衣、药等。

赈贷是指朝廷将钱物借给灾民。灾后，灾民需将所借钱物归还朝廷。这种借贷基本都是无息借货。

移民，指若某地受灾极其严重，朝廷救济不及，会命灾民“就食”、“就谷”于未受灾的临近丰赡地区。灾民沿途食需，由途经官府供应，他们所移往地区的官府，要做出相应的救助安排。

调粮，是指灾害发生后，若灾区仓粮不敷使用，皇帝会令从异地调拨粮食等救济灾区。为加大救助力度，减轻政府负担，朝廷还会减免沿途关税，鼓励商贾私人贩运救灾物资。

灾后为了尽快使灾民安居、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历朝多采取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蠲免赋役等救灾措施。

大量民众因灾而流落他乡，不仅备受艰辛欺凌，而且也是极不稳定的力量，稍有不慎，即会酿成民变，动摇国本。因此，历朝统治者多软硬兼施，承诺灾民“各还田宅”、“蠲课五年，停其徭役”，或威胁“违者配徙边镇”，以促使灾民尽快返回家园。

为使灾民生存下去，必须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历朝一般会下诏督促灾区官员向返乡灾民发贷粮种，让灾民及时播种，无误农时。同时，历朝大多会蠲免灾民一定时间内的赋役，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利于灾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