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欧亚评论》4月19日文章，原题：中国、俄罗斯与“建设和平”未来的分析。文章报道如下：

“建设和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和实践体系。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如何更好地开展“建设和平”行动（含义：主权国家之外的外界力量对主权国家国内冲突进行干预，通过帮助该国建立可持续的和平环境来预防冲突的发生或反复发生。）存在不同看法。

联合国主要机构遵循的“建设和平”方针优先考虑自由价值观，例如政治包容性、善政、促进人权以及除国家当局之外的民间社会参与。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传统的“治理第一”的“建设和平”行动方法一直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压力和批评，理由：其在确保安全和维持和平方面是否存在有效性、具有双重标准的指责 、忽视当地意见、以及自由主义言论与非自由主义实施之间的脱节。

最近，非西方、通常是非自由主义的国家行为体系，在“建设和平”行动领域越来越活跃。其中代表是中国和俄罗斯。了解中俄两国对当前和未来“建设和平”行动的影响，不仅需要了解两国方法的相似之处，还需要了解彼此的显著差异。

中国的方针：“发展第一”

在联合国论坛上，中国的“建设和平”行动方针受到其长期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影响，强调东道国同意进行“建设和平”干预的重要性。中国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贡献大量的财政和军队资源，它更加重视受助国的主权和政权安全，并倾向于淡化武装冲突，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自2016年以来，中国赞助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用于预防冲突、国家能力建设活动以及维和。然而，除了贸易和援助之外，中国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确保援助人员安全的措施仍然有限，甚至关于中国如何制定自己独立的“建设和平”方法的概念性工作也只是刚刚起步。事实上，中国缺乏“建设和平”一词中的本土化政策概念 。

不过，在联合国关于“建设和平”的辩论及其自身的声明中，中国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做法。第一，中国强调贫困和不发达是产生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源；因此，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促进和平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些中国学者称为“发展和平”的方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中得到体现，中国认为扶贫是“预防冲突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官方语言更能展现其“建设和平”的核心理念。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资助者，中国确实作出重大贡献，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冲突后的重建工作，更根据其自身发展的和平原则，积极预防冲突。

此外中国强调“发展”是持久和平的基础，理论上与“建设和平”的传统话语并不矛盾。中国的海外发展足迹往往以国家主义或政权为中心、以基础设施和商业为导向，很少或根本不会对受助国提出政治条件。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帮助会促进受助国政府对民众的施压。此外，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长，让西方国家担忧其“建设和平” 的最终目的是对受助国的控制，从而打破长久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的做法：“安全第一”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也缺乏成熟且本土化“建设和平”理念，但他们同样重视国家主权和东道国意愿。不同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预防冲突、冲突管理和“建设和平”的辩论中，俄罗斯提出“安全第一”的不同观点。其认为，“经济困难不会自动导致不安全”，稳定安全局势会改善特定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成果。

俄罗斯以政权为中心的安全观点也通过其在多个冲突地区的军事存在得到证实。虽然俄罗斯很少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其曾干预邻近地区以及更远的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冲突。它的运作体现一些学者所说的“强制调解方法”。俄罗斯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在冲突地区开展稳定局势、反恐等行动，消除威胁东道国政权的武装团体。但他们也忽视了更广泛的问题。当地民众对政治或社会不满。

对“建设和平”未来的影响

中国和俄罗斯的“建设和平”理念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变化的一部分，两国的方针也成为现时联合国讨论的一部分。事实上，过去几年来，“建设和平”方法措施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国家治理结构和扩大国家权力，这样更接近中国和俄罗斯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然而，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建设和平”方法如何在实地发挥作用，仍然需要了解更多。

中国和俄罗斯只是 “建设和平”领域众多新兴且能发挥作用的参与者。由于国际合作伙伴和活动范围有更多选择，受援国政府能够在实地“建设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而言之，“建设和平”的成果不仅取决于各种外部干预者的不同做法，还取决于“建设和平”活动所服务的国家和社会的优先事项和适应情况。

编译/迪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