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法律援助署，不少人可能想起司法覆核案件，过去有人透过申请法援，提出司法复核针对政府政策或决定，但其实法援署在民生范畴亦着墨甚多，例如处理离婚诉讼、赡养费等事宜。 法援署两位负责民事诉讼的律师容浩翔、黎凯豪接受《星岛》专访时表示，除了处理冷冰冰的法律，法援工作更有意义之处是经常可协助经济能力有限的基层市民，渡过生命中困难时间。 二人说司法复核只是占整体民事个案极少数，社会不必过分聚焦于有争议部分。

▲法律援助署律师访问：法律援助律师容浩翔（左）及黎凯豪（右）。卢江球摄

法援律师经常客串“辅导员”

容浩翔任职家事诉讼组，主力处理离婚诉讼、赡养费和子女等事宜; 黎凯豪则任职人身伤害诉讼组，主力负责人身伤害索偿及海员追讨欠薪两类个案。

黎凯豪指，其实作为民事律师，许多日常工作都与基层息息相关，以人身伤亡诉讼为例，一般工作流程是先与当事人会面，提醒对方要准备哪些文件，然后了解个案件详情，给予初步法律意见，简介其在法律上的位置，随后会开始搜证、搜索资料文件，收集证人口供，与法院沟通，期间也须向对讼人了解有否和解的可能。 只要申请人资产不超越某个限额，案件又有足够法律理据，便有机会获批法援证书。

黎凯豪分享，平时处理的人身伤亡诉讼，很多时涉及交通意外、工伤等不幸个案，因此无论是提出诉讼还即被诉讼的一方，都有机会表现得情绪化。 作为代表律师少不免要负责安抚情绪、了解其心中所想，“始终受助人面对法律程序压力也很沉重，尤其是在身体已受伤的情况下。” 有一些申请人，可能本身是家庭经济支柱，受伤后精神受创，情绪非常不稳定，第一次会面已经大哭大叫，最终会面绝大部分时间都要用作辅导对方情绪。

有部分工伤个案，雇主甚至连劳工保险都没有买，更可能已“走咗佬”，处理法律程序会十分复杂，索取赔偿随时以年计，向工友解释状况时也非常困难。

容浩翔笑言，家事诉讼也不遑多让，他所处理的大部分都是离婚个案，“最多的是处理涉及拖欠赡养费，即俗称‘追米饭’，又或者争夺子女抚养权。” 而受助人面对的常见情况，包括已分居一段时间，又或是另一半有不合理行为例如长期不回家、不给家用、脾气暴躁甚或有外遇等，部分严重个案可能涉及家暴行为。 在个别个案，当涉及非婚生子女时，情况就更复杂。 同样地，容浩翔会向当事人索取证据，例如结婚证书、银行纪录、子女学生手册等，审视婚姻状况、子女交由谁照顾会比较理想等。

处理法律须人性化 “解释冷冰冰的条文是不够的”

容浩翔指，有一个追讨赡养费的个案感受十分深刻：一名抚养着两名孩子的妇女，前夫再婚后拖欠赡养费达数年。 于是当事人透过法援署向法庭申请入息扣押令，可是前夫向法庭提反对，个案拖延很久：“记得第一次开庭时，男方现身听取法律程序时，态度非常不合作，举出一堆理由声称无能力支付赡养费，要应付现阶段开支之类。”

容指，女方上庭后情绪表现十分激动，“她两名孩子都已十多岁，反叛时期，照顾他们已心力交瘁，还得与前夫周旋法律程序，内心已接近崩溃。 面对那男方如此态度，其实免得过她都不想见到对方，但真的没有办法。 她每一次和我讨论法律文件时，几乎都大哭一场。”

案件押后期间，该前夫原打算企硬不付赡养费，但其后遭法官警告，是他违反法庭赡养费命令在先，日后如继续面对诉讼，会要求他承担部分讼费，对方才乖乖归还赡养费。 容浩翔指：“家事法庭是一门很特别的范畴，那不是纯理性的，不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可以解释到，对簿公堂的人往往曾为夫妻，他们之间的情感很复杂。 有些人不肯交或者要追讨赡养费，不一定真的因为经济问题，金额也未必很高，而是纯粹为一口气。”

容浩翔坦言，向法援署求助的个案，很大部分都是综援受助家庭、新来港人士，并以基层妇女为主，本身也没有什么资产可争，纯粹是不懂香港法律程序，也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 她们很多时面对复杂家庭关系，甚或有时候“未必时刻知自己想点”，描述婚姻状况时可能组织絮乱、情绪极度困扰。 “除了解释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更加重要的是多倾听、人性化一点，建立信任关系。 案件完结后，替别人放下一块心头大石，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强调必以申请人利益为前题 但须兼顾公帑妥善使用

黎凯豪补充，有时候法援署会接触到一些千奇百趣、平常人未必想象得到的案件，例如曾经有一次负责相当特殊的个案：2022年替百多名海员追讨欠薪，可是麻烦之处在于这些海员不受本地劳工法例保障，而要用《海事法》形式处理。 正常做法是需要将该船扣押出售，将卖船所得补偿给海员。

黎指：“这百多位海员，有中国籍、缅甸籍、乌克兰籍，很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要传译员帮忙。 而且人还这么多，我们也要安排大量房间会面，可是当时疫情期间，见个面、做正常的法律程序都很困难。” 最后案件很庆幸地圆满解决，执达主任最后成功卖出该船，但与当事人交涉的过程十分漫长复杂，堪称是他任职法援署5年以来最复杂、最印象深刻的个案。

政府于2021年改革法援制度后，刑事案件申请人不能再指定律师代表，只能由法援署指定，但民事案件不受影响。 不过黎凯豪表明，无论是否由法援署指定，作为法律专业人员，都一定以申请人的利益为前题。 但同时由于法援背后涉及公帑，处理时要特别谨慎。 “作为他们的代表律师，我们一定为申请人争取合理权益。 但这牵涉公帑，有时候我们深入了解案情，知道法律上未必站得住脚，例如受害人描述的受伤情况，未必与案件本身有关系，没有合理的索偿理据，我们有可能需要劝他取消申请。 我们都要确保在法律框架上，申请人的指示是合理。”

绝大部分属民生案件

坊间有质疑指法援制度遭到滥用，但两人都指出，法援署案件都是面向基层市民。 容浩翔说：“很多时我们与当事人的关系，并不是只谈律师费，我们最大的职责是为基层发声。”

黎凯豪亦表明，其实过去数年法援署批出法援证书，绝大部分都是相当民生性质，司法复核只占整体不足一成。 因此他亦希望，社会不须放过多焦点放在具争议的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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