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外交官》7月29日文章，原题：中国雄心勃勃地扩大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影响力。文章报道如下：    

7月23日，在中国北京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哈马斯、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14个巴勒斯坦派别齐聚当地与中国高级别外交官举行重要会议。这标志着中国在斡旋西亚局势，特别是在调解巴以冲突迈出了一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布，巴勒斯坦各派别达成协议，将在战后加沙建立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北京宣言》是团结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这份宣言被视为中国渴望成为西亚事务中重要调解人的证据。该外交努力符合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更广泛战略，特别是在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地区。中国并非首次涉足西亚政治，尤其是巴以冲突。2023年6月，中国接待了巴解组织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2023年3月，中国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进行了有效调解，凸显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西亚外交影响的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在巴勒斯坦各派之间斡旋和解的努力，背景是中国在西亚有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考量。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高达2427.8亿美元，其经济参与为其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奠定基础。美国撤出阿富汗后留下的真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的机会。但外界仍认为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仍高于中国。

与美国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对西亚的态度强调反对压迫和支持被压迫者的立场。这与美国对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定位符合中国的外交利益和经济关切。冲突升级可能涉及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对地区稳定和中国的贸易利益构成重大威胁。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持续军事行动和侵犯人权的指控，全球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巴勒斯坦事业，全球抗议活动和社交媒体运动，以及国际法院最近的裁决就是明证。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在西亚社会引发普遍的反美情绪。中国旨在利用这种反美情绪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和地区冲突中更公正的调解人。

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巴勒斯坦和解的努力，可以理解为提升其全球地位、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和维护其在西亚的经济利益的多层面战略。这一战略体现中国将其定位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然而，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调解巴以和平协议，因为国家利益不一致且没有共同的对手。

中国在巴以之间的调解努力雄心勃勃，但面临重大挑战。王毅阐述了中国解决以巴冲突的愿景，强调三个重点：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和战后重建、推动巴勒斯坦自治、实施两国方案并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尽管提供援助似乎可行，但加沙的大规模重建是一项艰巨任务，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

巴勒斯坦自治也是一个潜在障碍，“巴勒斯坦人统治巴勒斯坦人”的原则遭到以色列强烈反对，特别是在现任右翼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迅速拒绝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加沙的任何联合治理的方案。至于两国方案，这一提议仍远未实现。自《奥斯陆协议》以来，以色列几乎没有表现出接受两国方案的意愿。前总理拉宾遇刺，以及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保守派和右翼领导人的崛起，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这一概念的根深蒂固的反对。

中国支持两国方案，但实施这一方案的能力有限。作为美国的假想敌和战略竞争对手，以色列和美国对中国介入巴以冲突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这种对抗关系限制了中国作为有效调解人的能力。

最后，中国主张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但面临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美国一直阻止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出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认为这会损害自身的战略利益。

归根结底，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和平进程的唯一仲裁者。现在，中国是否在全球舞台上成为巴勒斯坦利益的代言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国家，中国在决定和平解决问题方面拥有与美国同等的影响力。

编译/迪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