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见过这样有趣的传统艺术？仅凭一几、一石、一刀，方寸之间，朱白分明。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特有的艺术形式之一：篆刻。

篆刻作为结合书法（以篆体为主的书法字体）和镌刻（包括凿、铸、刻）制作的印章艺术，其起于春秋、战国，盛于汉，衰于魏晋，复兴于明，成熟于清。2009年，中国篆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小朋友正在根据印稿内容握刀刻印。

现存文字数据显示，玺印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时间较早。《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有着单独的称谓：“玺”（指在玉上进行刻制）或“鉨”（指在金属上进行刻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天子之印独称“玺”，其余称“印”，“印章”一词便由此而来。后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统一整理六国篆书为小篆，其中，印面上的文字叫“摹印篆”；汉，王莽定六书将印文称为“缪篆”，印章使用也于此时兴盛，史称秦玺汉印。

▲东坡存世书法作品上，盖印诸多。

▲秦官印“南海司空”。

▲秦咢生篆刻印章（兰泽多芳草）。

春秋战国到汉期间，篆刻（玺印）以实用功能为主。其作为交流之凭证或权力表征存在于世，只有少数的私玺（印）和图画印作观赏之用。在当时，还设有专门的铸印机构，并采用国家选拔的篆印人、铸凿工匠进行工作。据《中国篆刻史》记载，古玺（印）用途多达十一种。大到作为统治权力凭证的官玺（印）及代表个人信用凭证的私玺（印）（如秦·传国玉玺）；或作为团结兄弟民族的凭证（如西汉·汉率善胡长）；或向邻国表示友好的凭证（如东汉·汉倭奴国王）；小则用于运送对象时的木匣封泥，防止别人拆开；或专用于殉葬（如汉·长沙丞相）；或用于器物、烙木标记（如战国陶器·宋得）。由此来看，当时人们欣赏篆书，于是乐于将篆书玺（印）以多样形式使用在生活各处，而古玺（印）质朴、雄浑的风格亦为后世的文人篆刻艺术审美观铺垫了基础。

自秦汉后，篆刻受到五朝制度体系冲击，导致篆法衰微，篆刻数量锐减。在此期间，玺印使用虽受到时代影响，篆刻却在悄然间发生了质变，其功能由实用转化为欣赏，铸造亦由工人制作过渡为文人刻印。

明代中叶，时逢书画收藏、鉴赏之风蔚然兴起，从中诞生了文人篆刻艺术，至此，篆刻复步入发展高峰。

明张应文《叙书画印识》中，罗列了百枚唐、宋时用于书画上的印章，可见书画盖印已在此时形成一股社会风气，在这些印章中，私印数量占比较高，尤以米芾印章至多，如“辛卯米芾”“米芾氏印”等等。除此之外，印谱、印学文章也在此时问世，直接推动了古玺印在民间的流传。

明代篆刻作为印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离不开文人的倡导和推动。其中，以文征明、文彭及何震为首的印人，倡导自篆自刻，并以“六书”作为篆刻艺术的准则，以汉印为宗法理论。《岭南篆刻历》记载，明代中后期，众多岭南士大夫在外地为官或讲学游历，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印学中兴的江浙文人篆刻艺术，见证了当地印学的兴起，继而使他们对自用印章的材料、篆法等有了新的审美要求。在江浙一带的岭南文人张萱、黎民表、邓玄度等人或亲自篆写印稿，或自篆自刻，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与江浙篆刻印风接步呼应。晚明活跃于广州的陈子升、朱光夜等印人也在此影响下，继承了秦汉印章的美学思想。平日裹他们互相切磋篆刻技艺，逐步形成了典雅淳朴的岭南印风，为明末清初的岭南篆刻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贺沁怡 图/贺沁怡 王小虎

星岛日报海外版 羊城晚报社 联合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