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后，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经济收入。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赖国家，再加上这一时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就连宗室也困难重重。

为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先解决吃饭问题。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额。

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已经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此议因财务困难，遭到臣下反对，未能成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务府閒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

增加养兵额，毕竟数量有限，对于人口日众的八旗子弟来说，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这些养育兵拿到钱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这种从京旗挑选养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

既然增加养育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嘉庆最终决定鼓励旗人下关东（今东北三省）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閒、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画。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所进展。

富俊到东北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嘉庆帝的讚赏。至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顷，移驻京旗3000户已经不成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官府发给房屋、牛具。但京旗人家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仅移驻28户，四年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远未实现目标。

由此可见，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那能不能干别的呢？比如从事商业、开矿之类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国家不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旗人可以从事纺织业，但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还反过来批评罗家彦“竟欲更我旧俗”。

与嘉庆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鬆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准许他们自谋职业，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规定京师旗人不得随意出京，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回京。由此可见，清代旗人虽然享有各种特权，但也同样受到严格管制。八旗问题重重，京旗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长期存在的“首崇满洲”思想，旗人已不习惯劳动，所以朝廷的东北开荒措施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