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来，儒学获得官学的地位，在其经学化的同时，也日趋衰退。它表现在两个方面：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了先秦《尚书》等典籍，形成与“今文经”相区别的“古文经”，经学内部出现分歧，产生了学术争辩。

“百家争鸣”本来有利于儒学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使得学术探讨失去了先秦的自由空间，反而某一方会藉助政治势力压制另一方，从而厄杀了学术生命，助长了不正当学风的出现。

今文经学派迎合统治者的好尚，大肆宣说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等迷信谶讳，趋于空疏和荒诞。古文经学派则片面强调名物训诂、考据等，失于繁琐细碎。二者都未能进一步发扬儒学，或趋于神学化，或倒向烦琐僵化，使儒学步入衰变之途。到魏晋时期，儒家名教在人性的张扬声中，轰然倒塌。

这时，与儒学的衰退不同，东汉时期的“出世”哲学却呈现出勃勃生机。一为华夏本土的道教，一为外来的佛教。这两类“出世”哲学会在东汉时兴起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现实生活的痛苦，使得朝野民众、特别是文化人迫切追求解脱，以精神麻醉来获取满足。

当时道教宣称行善加上修行，即可白日飞升，脱离苦海，得道成仙，永享幸福。佛教宣称只有今世苦修，才能换得来世的安宁。两者一重今世，一重来世，但都给时人开出了救治痛苦的药方，其迅速蔓延开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创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的印度佛教，已经在西域的大月氏、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广泛流行。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在引入西域“胡”文化的同时，佛教也就随之而来。

佛教宣传能救人出离苦难的救世主——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等。佛教理念使得王公大人们，为今世的错误而忏悔，以至“竭财以趋僧，破产以趋佛”，而下层百姓更是为了修来世福而投入佛教的慈悲怀抱中。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其思想渊源相当复杂，既有原始巫术的成份，又汇聚了神仙方术思想，还杂入了阴阳五行说及谶讳灾异之学。

另外，汉初流行一时的黄老思想也作为深层文化心理积淀，于此时返潮，并被改造入道教之中。于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恬淡寡欲”与神仙家的“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相互补充，形成了乐生、贵生、长生的中国本土宗教。

儒衰、道兴、佛来，特别是佛学那精妙而严密的哲理，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三教并存”是汉代、也是以后多数朝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