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提出《2026年成文法（杂项规定）条例草案》，原意是修订不合时宜的法律用语，却不期然触发律师会与大律师公会的隔空博弈。事缘律师会在建议修订港英年代法律用语时，顺道提出容许事务律师“升仙”，即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大律师公会对此则有所保留。对广大市民而言，这是一个艰涩沉闷的议题，社会亦未见热议。然而，一旦涉及司法传统与体制变革，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关注，毕竟制度设计最终影响法治质素与市民权益。

各有专业训练不宜区分高低

英治时代以来，香港的律师专业便实行严格分工，分为事务律师和大律师（经验丰富的大律师更可成为资深大律师）。当市民需要法律服务，先找事务律师，大律师则经事务律师转介方能接案。也许是出于上述缘故，再加上电视剧塑造大律师在庭上机智过人、英语流利、口若悬河的形象，令他们显得比较“精英”和“高级”，事务律师则被误解为只负责文书支援。其实两者只是分工不同，情况有点像普通科医生与专科医生，各有专业训练与服务对象，不应简单区分高低。

容许事务律师“升仙”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支持与反对意见都有道理。根据目前体制，事务律师不可成为资深大律师。律师会此次可能是试水温，希望逐步改变传统。它显然认为，若一个事务律师的才能、经验、操守与贡献已达资深大律师的水平，只因专业路径不同而永远被排除，是否合乎公平原则？这是博弈的焦点。有人质疑大律师公会反对，是否出于保护主义？这种质疑或多或少偏离论旨，甚至有点诛心。公共讨论应当考虑的是理据，而非诉诸动机。若理据充分，即使动机受质疑，也应接受；若理据不足，即使动机纯正，也不宜照单全收。

反对事务律师“升仙”者，也有其坚持。他们认为，资深大律师是基于出庭讼辩的卓越表现，经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若允许未经传统讼辩训练，或者并非走诉讼大律师路线的事务律师“升仙”，会否动摇现行公众认知与专业架构？这种忧虑并非全无道理。资深大律师不只是名衔，还涉及专业领导、公众信任与司法任命等面向。若变更委任标准，确可能引起适应上的混乱，甚至削弱制度公信力。类似争议其实已具“学术讨论”性质，外行人没有足够专业知识参与，但制度后果却由社会共同承担。

要确保受委任者纯粹基于才干

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容许某一类人“升仙”，而在于委任门槛是否严格、程序是否透明、评审是否专业。若标准一致，让优秀事务律师获得同等认可，反而可扩阔司法人才库，提升整体服务质素。站在市民立场，值得关心的不是哪一方理据更合理，而是司法质素可否维持；更具体地说，是一旦自己需要法律服务，自身合法权益可否受到充分保障。

律政司已明确表态，“升仙”建议与今次修例无关。我们认为，不论律师会的建议最终能否落实，最重要的是不要降低标准，要确保受委任者纯粹是基于才干，而非身份和年资。香港要进一步发展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制度必须与时并进，但演进要有专业共识与公众利益作依归。既然两个律师团体各持己见，政府应促成理性对话，并且清晰交代政策目标。只有惟才是举、坚守标准，司法传统才不会成为阻碍人才的绊脚石，改革亦不会以降低质素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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