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座座古老而沧桑的藏书楼，曾经延续着广州灿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为后人照亮了探寻根与源的脚步。一百一十年前，广州第一间公立公共图书馆在广雅书局藏书楼旧址开馆，“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公之”，从此少数人才能享用的旧式藏书楼，对平民读者打开大门。走进图书馆就走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触摸到最古老的城市文化记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路分馆航拍图。

●书香脉脉学宫藏

广州最早藏书楼始于南宋明代藏书家多为学者

从中山四路蜿蜒至沿江中路，自北向南的文德路尽管不如旁边的北京路声名响亮，却仿如文质彬彬的儒生，在史海钩沉里矢志不渝地坚守油墨书香，广州最早的藏书楼和公立图书馆皆诞生于此。

走进文德路81号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北馆（少儿部），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北宋绍圣年间，此地建起了广府学宫，经多次扩建，成为“岭南第一儒林”。宋代，借印刷术之力，人们已可以大批量印刷图书典籍。当时的官学、书院若能得到皇帝颁赐的标准印本，那是莫大的荣耀，都会建御书阁（楼）予以珍藏，并供士子们借阅。据明大儒黄佐负责编撰的《广东通志》记载，广府学宫御书阁建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广州最早的藏书楼。

“广东藏书楼的兴起和发展是从明初开始的。”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广东地方文献中心主任倪俊明告诉记者，明代，广东经济长足发展，文化也随之兴盛。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令各地设立社学，其后广东的书院蓬勃兴起，这都为藏书提供了基础。明代广东藏书家多为学者，邱浚的石室、黄佐的宝书楼、梁储的奎翰楼、梁朝钟的吼阁，都是明代广州赫赫有名的藏书楼。其中，黄佐被认为是继丘浚、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家中“宝书楼”收藏各类书籍之多，为岭南之冠。不少士子慕名而来，听他讲学。黄佐门下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位岭南诗人重开南园诗社，人称“南园后五先生”。后来，人们在南社遗墟上（今文德路62号）建抗风轩，祀南园前后五先生。这些藏书楼都遵循一个原则：以藏为主，不对公众开放。当时大名鼎鼎的江南“天一阁”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即子孙不得无故开门入阁，更不得私领亲友入阁。数百年间，有幸看过天一阁藏书的，不过黄宗羲等寥寥十余位大学者。

●斯楼不朽是藏书

清代涌现众多全国闻名藏书楼开明分享藏书开风气之先

从清代中叶开始，广东对文献图籍的收藏迅速崛起，全国瞩目。到了清末民初，重要的藏书楼达数十座，藏家数百人，以收藏精、规模大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有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孔广陶的岳雪楼（三十三万卷楼）、伍崇曜的粤雅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并称四大藏书楼。

巨商嗜书成癖，耗巨资刻书藏书传后世

19世纪上半叶，广州读书人在全城最向往的地方应该就是从太平沙到白鹅潭的那段江堤。太平沙矗立着一座密藏了三十多万卷珍贵典籍的岳雪楼。

岳雪楼抄录的《四库全书》，选抄的是外间并无传世的“四库未传本”和“永乐大典本”；它收藏的珍贵书画，集纳了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唐拓《云麾将军李元秀碑》、宋拓汉《礼器碑》、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等稀有真迹；而岳雪楼最知名的藏书，则是清初皇宫内府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据学者吴丹青的研究，这套书有一万卷之多，是岳雪楼的主人、大盐商孔广陶花费巨资，从皇宫大内悄悄运出来的。

从太平沙往西，沿着江边走到白鹅潭，便是有“美酒千壶书万卷”之称的粤雅堂，主人是当时广州首富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抢救了无数珍本善本。

伍崇曜与学者谭莹携手耗时近30年出版的《粤雅堂丛书》多达千余卷，包罗了唐、宋、元、明、清上百种文献。据多名学者研究，《粤雅堂丛书》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堂皇巨著之一，而其得以问世的背后，是一个商人和一个学者要将广东重要著述“悉数纳入”，并传之后世的殷切心情。

海山仙馆丛书将西方著作纳入诸子文集

荔枝湾畔曾有“岭南第一名园”——海山仙馆，西关富商潘仕成在此刊印的丛书包含了大量科技新学著作，独领全国风气之先。《海山仙馆丛书》仍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来分类，最大的亮点在“子部”。潘仕成眼里的“诸子”，除了中国历代先贤之外，还包括了古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学术巨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同文指算》《寰容教义》，英国医生合信所著、开广州西医治疗之先的《全体新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介绍火器制造的巨著《火攻挈要》等，全都纳入了丛书的“子部”。

据学者统计，《海山仙馆丛书》近500卷，其中新学书籍就占了近四分之一，在当时，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万木草堂曾是清末广州四大藏书楼之一。

万木草堂数万卷藏书由学生自主管理

万木草堂的藏书，一大部分是康有为从南海故宅搬来的。此外，康有为还不惜重金，大量购买西学书籍。

据学人统计，上海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西学书籍，三十年间才售出约12000本，其中康有为一人就买了3000本。有别于其他三家私家藏书楼，万木草堂图书的借阅者是学生，管理者也是学生，因而已具有公共图书馆的色彩。

如今，四大藏书楼中还能找到旧址的，也只有万木草堂了。1856年，粤雅堂在“十三行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孔家中落后，岳雪楼的藏书渐渐散落，建筑也逐渐破败，最后被推倒了事。潘仕成晚年被抄家，海山仙馆藏书也就随之散落。戊戌之变后，万木草堂藏书部分被焚，部分流散，只有部分后来又陆续回到康有为手中。

这一时期前后，广州著名的藏书楼还有方功惠“碧琳琅馆”，李文田“泰华楼”等。这些嗜书如命，为收藏图书耗费巨资而在所不惜的藏书家，所藏之书在规模、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当时全国一流水平，他们由此跻身于全国赫赫有名的私人藏书家之列。

●公共图书馆发轫

梁鼎芬创建广州首个私人图书馆百年“中图”串起近代岭南文脉

近代以来，广州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门户，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下，大众服务的公共图书馆逐渐发轫兴起。

梁鼎芬“办馆为公”“捐书公藏”

从文德路拐入中山四路一路东行，有一条不到400米长的狭窄小巷，名为榨粉街。几乎无人知晓，这里曾有一座令李敖也心向往之的藏书楼——“葵霜阁”（现榨粉街93号），曾任末代皇帝帝师的梁鼎芬将它变成广州首个对外开放的私人图书馆。梁鼎芬是个书痴，他的私人藏书亦达10余万卷。他主张“办馆为公”和“捐书公藏”，一生随藏随捐，堪称岭南捐书第一人。他还提出了“今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1910年，梁鼎芬离京回粤。榨粉街是其世居之地。他将祖传的“葵霜阁”藏书楼改名为“梁祠图书馆”，亲定《梁祠图书馆章程》，劝人多抄书、多借书，并且销售相当于借书证性质的“券”——每券价值铜币四枚。

倪俊明感慨地说：“书要公开才有价值，但当时连皇家藏书楼都只有少数人才能借阅，私人藏家更是怀着立功立名的心态去藏书，遍访珍本然后秘加收藏，别说外人，就连亲戚都难得一见。然而，晚清以来，一方面，广东藏书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比较大，藏书开放的理念一旦萌芽，发展较为迅猛。他们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吝于向社会开放自家藏书，还刻印传播，让书籍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与江南、中原等地的藏书家、学者交往更为频繁，不再偏居一隅，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更大。”

1919年，梁鼎芬去世，梁氏后人遂将两万多册藏全部捐给广东省立图书馆（今中山图书馆），人们将梁启超和梁鼎芬称为我国近代开献书之风的两个人。“二梁”之后，广东藏书家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公众的还有不少，如徐甘棠将其二万余卷藏书捐赠给岭南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黄荫普将其藏书全部捐献给中山图书馆等。

杜定友改造藏书楼对公众开放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那些曾辉煌一时的藏书楼难避免毁于兵火、查抄或者家道中落的命运，但图书馆的理想仍顽强地开出美丽的花。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西村广雅书院设立“冠冕楼”，藏书共计2672部、43555册。在此基础上，1910年，他又在蜚声四海的南园诗社旧地——抗风轩建广雅书局藏书楼。宣统二年（1910年），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命学务公所图书科科长冯愿以广雅书局为基础，筹办广东图书馆。半年后，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简称广东图书馆）在文明门外聚贤坊（今文德路62号）布告开馆，开始了从旧式藏书楼向新式图书馆、现代图书馆迈进的百年征程。

广东省立图书馆建馆之初，馆藏包括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并收购了岳雪楼抄本300余种等。1922年，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时任馆长杜定友采用十进分类法对原有图书重新分类编目，同时大力购买新书，公开阅览，广东省立图书馆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图书馆。然而，杜定友的现代管理方式遭到了图书馆内前清遗老的反对。1923年3月，杜定友被免职。

图书馆先辈筚路蓝缕奠定基础

当“省馆”（即广东省立图书馆，下同）几经周折，艰难发展的同时，与“省馆”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宣传岭南文化，广州市政府决定向海外华侨募捐，兴建一座“异乎前人，效法欧美的宏伟的图书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筹集募捐款折合毫银近30万元。图书馆选址在文德路广府学宫内。1933年，历时整整三载、由广东建筑师林克明设计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建成开放。数月后，“省馆”并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民国时期，‘省馆’开办广雅书局印行所，刊印图书典籍，延续文脉；创办广东省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培养新式图书馆人才；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庄曾在这里工作过，从事西文编目；史学大家罗香林也曾担任过中山图书馆馆长。”倪俊明说，当年几乎所有的美术展览都在省、市图书馆举办，图书馆在市民的美育教育方面也颇有作为。

此后数十年间，图书馆在时局动荡中几次停办。1937年，日军持续轰炸广州，馆长罗香林努力保护馆舍，转移抢救珍贵文献。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停办，5万余册珍籍被紧急转移至广西，后借与迁到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到战后才运回广州，广东最珍贵的一批文献因此得以保全。1941年，杜定友在粤北复办“省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征集图书，服务市民和中山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前夕，杜定友带领员工，到处收集文献资料……在近代图书馆萌芽、发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先辈筚路蓝缕，为广州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复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馆名改为“广州中山图书馆”。1955年5月，省馆、市馆正式合并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1988年，成立“中图”分馆——孙中山文献馆，2013年，孙中山文献馆改为中图分馆少儿部。它的门牌号码是文德路81号，和它的“邻居”——省图旧址（文德路62号）相比，不仅完好地保存至今，而且至今依然开门纳客，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热爱书籍的人。

▲蓝天白云下的广州图书馆，犹如巨型书卷，邀人阅读。

●百年蜕变 饮“头啖汤”

“中图”镇馆之宝亲近市民

“广图”开春节不打烊先河

198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文明路广东贡院遗址筹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新馆。1986年11月12日，新馆落成揭幕，建筑面积2.95万平方米，为当时广东一项规模最大的文化设施建设。2010年，文明路总馆改扩建首期工程完成，2019年改扩建二期工程完成。

“中图”珍贵古籍惠泽学人

近日，记者乘电梯来到“中图”负二层，抵达“中图”特藏部阅览室。穿过电梯出口南侧的防火门，便是“中图”的“宝库”——善本书库。善本书库的防盗系统与金库相当，保证特定的温度及湿度，馆藏3000多种、43万多册（件）善本文献就存放于此。记者经过特许进入善本书库，特藏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中图”最“老”的古籍——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元明递修本《临川先生文集》，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文集，经元明两代递修而成，是广东省公藏单位现存的两部宋版书之一。翻开这本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古书，墨迹秀雅而清晰。

除此之外，中山图书馆最“宝贝”的是13世纪的《金刚经》。“这套《金刚经》可称作是中图的镇馆之宝之一！”据介绍，此书题记时间为元代，题记时间应迟于经版制成时间，该书可能成于金代。“这部《金刚经》是金元时期晋南民间单刻佛经，是目前海内外公藏中的孤本，对研究我国古代北方刻书、雕版印刷史和古代佛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图”还藏有清代乾隆内府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本《明史》，是今存为数不多的文源阁本。记者在馆员协助下，还看到了岳雪楼、万木草堂的珍本善本，透过泛黄的纸页，沉甸甸的前人智慧瞬间变得可以接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藏文献是“中图”的镇馆之宝。从清代著名藏书家孔广陶的岳雪楼、梁鼎芬的葵霜阁、民国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徐信符的南州书楼的藏书到著名学者容庚、广东现代著名作家秦牧，中山图书馆在百年间汇集了众多岭南文化名人、学术先贤的智慧结晶、无私捐助，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广东文献和孙中山文献收藏中心。

为了让这些馆藏宝贝最大限度尽其所用，在“中图”特藏阅览室内，读者若有阅览需要，只需按照借阅规定申请，便可参阅这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古书。借助“缩微文献整理”技术，读者不必去翻阅脆弱的古书原件，只需借助电脑或新版影印本，就能读到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而今，读者更是可以使用手机、iPad享用“中图”的馆藏资料。

“广图”春节“不打烊”便利市民

1982年1月2日，位于中山四路的广州图书馆（星火燎原馆）正式开馆，结束了广州市27年没有市级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图书馆于当日下午2时起接待读者，一天便有7000多人进馆借阅书刊。

这一年春节期间，广州图书馆照常开放，成为全国首家春节期间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窗外鞭炮声声室内书迷沉醉》，当年的报纸连续4天在头版对此进行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图书馆敢为人先，开创性推出节假日开放、开架阅览、敞开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服务措施。“这是书的海洋，没有围墙的大学。”广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铿在那时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每个周末一早就去图书馆排队，有时还带上一天的干粮。

转型跨越

传统图书馆转型为公共文化空间

“广图”逾25项服务创全国领先纪录

21世纪，“中图”“广图”真正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百年积淀最终得以全民共享、普惠大众。2012年起，广州市全面推进“图书馆之城”建设，尤其是广州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和地方公共图书馆立法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012年12月，总投资达13亿元的广州图书馆迁址珠江新城，以“珠江边上，美丽书籍”的形象屹立于花城广场.广州开通“羊城阅读专线”，免费接载旧馆读者前往新馆体验。开馆当日，《广州日报》报道了市民去新“广图”“饮头啖汤”的盛况。 

2015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颁布施行。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回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对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立法作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贡献，一个是“服务人口”，另外一个是“人均数量”。这两个概念不仅后来被广泛采用，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采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州图书馆作为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的中心馆，2020年率先在全国建成中心馆总分馆体系，制定了统一标识及服务规范，广州“图书馆之城”基本成形。

“广图”被誉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

冬日阳光照耀在广州图书馆通透的玻璃上，门口的读者有序进馆，中文图书、外文图书、文献检索……多个阅览室大门洞开，有人拖着行李箱在书架间游走，有人在铺满书本的课桌上埋首苦读。馆内所有公共区域均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并设置了视障人士服务区，提供盲文书籍及配有视障人士专用设备的电脑。视障读者高伟雄就在这里“听书”——借助科技实现无障碍阅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民开放式图书馆，10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总共提供了400万册图书的开架容量，全部供读者自由阅读。

“图书馆百年前的建馆初衷是‘开启民智’，以书为中心；如今它早已成为面向全民、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认为，最朴实不过的两个字概括百年蜕变，这就是“服务”。

开馆40年来，广州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界创下逾25项服务领先纪录，包括率先实行图书开架阅览、率先敞开发放借书证、设立公共电脑图书馆、设立盲人电子阅览室、率先实行免押金注册等，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实现了图书馆行业跨上公益平等服务的新台阶。

自2014年起，广州图书馆基本服务量居全国图书馆第一位，其中2018年8月5日仅1日即有超5万读者入馆，创下国内城市公共图书馆单日入馆人次的最高纪录，广州图书馆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今年11月，广州图书馆注册读者达244.1万。

从“以书为中心”转型为“以人为中心”

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树立了典范，促使广州的公共图书馆从仅提供借阅藏咨等基本服务的传统图书馆，转变为包含文献与知识服务、文化与交流服务、数字网络服务等在内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而城市公共图书馆也从“以书为中心”的传统图书馆转型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

如今，广州图书馆不仅是传统的安静读书之所，而是结合了阅读与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这里，有书，有诗，有画，有花，有广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体味。就在12月，粤剧与广东音乐讲座、欧阳修词选讲、芥川龙之介《罗生门》读书分享会、“我们的文化记忆”主题纪录片展映、农村电影放映展……大大小小的讲座几乎每周末轮番登场，各类文化展览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覆盖文学艺术、考古实物、科技发明等各个领域。

“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是从广东开始的，其中最成功之处是公共图书馆理念，广州图书馆在中国乃至世界公共图书馆历史上树立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丰碑。”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评价道。

“千馆之城”

截至2022年6月底，广州市共有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1315个，全市12个区级以上图书馆均达到国家一级馆水平，广州已正式迈向“千馆之城”。近日，《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正式印发。预计经过五年发展，广州市将全面建成“图书馆之城”“智慧图书馆之城”和“阅读之城”！

历经百年风霜的图书馆，今天与读者的距离最近。

“自幼束发受书，中年执鞭教书，公余握管著书，终身服役管书，爱书如命，视馆若家。”——杜定友

——引自广州日报-读懂广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