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因应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要求，行政会议审议并通过重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架构的建议方案，具体内容包括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将运输及房屋局拆分为运输及物流局和房屋局、更名创新及科技局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并进一步改组民政事务局、扩大环境局、重组食物及卫生局为医务卫生局。 此外，为加强政府顶层架构和提升施政效率，李家超还提出为政务司、财政司及律政司增设三名副司长和办公室的首长级人员，并为律政司司长开设一个政治助理职位。 按照目前的重组改革方案，政策局的数目将由现在的13个增加至15个，增添13名政治委任官员职位和57个公务员岗位，涉及总薪酬开支约为每年9500万元。 此一大刀阔斧的重组计划可谓是承上启下、从善如流，是李家超以目标和效率为导向的执政方针的启幕和开端，更是在香港回归后25年之际，打响了主动变革的“第一枪”。

事实上，自香港回归后，政府架构的重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针对这方面的缝缝补补“小手术”也是屡次推进。 众所周知，特区政府素来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治理念，在极大程度上将经济发展放任于市场的“自由发挥”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政府的施政效能发挥的削弱和陷入被动局面。 尤其是伴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全球市场和金融的结构性变革，香港深层次矛盾，如房屋紧缺和贫富差距扩大乃至经济转型缓慢等，逐渐累积、暴露，正处于急需解决的关键时期。 2002年，时任特首的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将司长和局长的聘任转为合约制，使得政府高层官员纳入了“问责”的范围，以实现岗位职责明确，精简政府架构，奠定了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统领十一政策局的局面。 2008年，时任特首的曾荫权进一步强化了“问责制”，成立了负责统筹规划、保育和基建相关工作的发展局，将政府架构改为了“三司十二局”。 2012年，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三司两副司十四局”的重组提议被立法会否决，其中由于恶意拉布等原因，文化局“腹死胎中”，历经三年，创新科技局方于2015年正式成立，因此政府架构变成了“三司十三局”。

纵观今年的“重组方案”虽然延续了以前增加政策局数量的方向即将政府的架构扩大至“三司、三副司长、十五局”，但是相对于以往对于行政问责方面的强调，更突出了部门职能效率的提升和强化政府功能的发展目的。 一方面，是次重组架构是以攻克深层矛盾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以实现政府管治能力和效率为驱动的“大翻修”。 尤其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成立、运输及房屋局的拆分乃至政治委任官员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律政司），都反映出李家超在维护国家安全，积极推广《宪法》和《基本法》，破解土地房屋问题，发展文化新产业，进一步推动香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积极融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工作重心，也强化了政府管理层在驾驭行政机构和统筹公务员队伍方面的“直达性”和“联系性” 。

另一方面，副司长的设立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考量。李家超曾表示，“重组后各政策局的权责更清晰，可更聚焦相关工作，亦能产生协同效应”。在以融入国内大循环为基调下，香港日后的发展工程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北部都会区开发以及明日大屿山计划等都必然涉及到跨部门的协作和资源部署。副司长的设置就是为了进一步分担司长的工作，协助顶层设计的指挥和统筹，以高效有序地推进和完成政策项目，从而增强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为将香港打造成为幸福城市，迈入国家发展的新轨道而助力一二。尤其是副司长可以按需被委派处理一些特定的政策项目，例如，李家超在政纲中提出希望日后可以成立专门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进一步清晰房屋问题解决的方面和规划，使得相应的政府部门可以更为专注和细致地处理问题，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此外，笔者认为，从2019年的政治风波到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社会大众都认为政府在面对重大危机事件时，未能实现人手统筹和部署规划上未雨绸缪的必要准备。而副司长的设立可能将会成为香港社会在面对突发性社会事件发生时，一个强而有力，灵活机动的组织保障，且在不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下，副司长们亦可成为应急公共危机的处理负责人或紧急指挥部的组成人员。

所谓“变则通，通则存，存则强”。香港现在需要的变革绝非一个点、一个面的“小工程”，而是从思维到结构再到执行的系统性工程。香港要变革是共识思维，但要怎么变，如何变，则是一项正在开启的新阶段。而政府结构的重组恰恰是社会管理结构调整的开端，是为了进一步定位香港的发展姿态和步调。这一场气逾霄汉、旋乾转坤的重组也指向了一个“不变则已，一变惊人”的香港新未来，这将会让我们充满期待和信心地看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政纲要领落地实施并得以完善的执行，为香港回归的“后二十五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者为中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斌）

来源：香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