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握区域一体化新机遇

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韩日印等13国成为初始成员。实际上，2021年下半年以来，拜登政府就开始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概念，试图让美国再次成为印太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今年以来，白宫更是加快推动该计划落地，以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造势。那么，“印太经济框架”是挑战还是机遇呢？

“印太经济框架”主要包含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四项支柱内容，但目前来看仍存在一定不足之处，这使得其影响范围与作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中包括：1）最终内容尚待商议。“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仅代表协商的开始，最终内容仍需要成员国进行协商。2）不包含关税减免与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这使得其对于成员国的吸引力大大减弱。3）谈判时间未定。据一位美方匿名官员透露，谈判预计将持续12至18个月，且美方内部也需要时间达成共识。4）存在“朝令夕改”的可能性。由于该框架是以拜登政府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的，无需经过国会批准。一旦拜登任期结束，该框架就面临“朝令夕改”的风险。

为何提出“印太经济框架”

笔者认为，目前正值对中美第一轮经贸谈判进行评估之际，拜登政府的态度显然倾向于“对中国加徵的关税没有取得太多成效，反而可能助推了美国通胀的蹿升”。这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削减对华关税中即可窥见一斑。因此，白宫有适时“转移战场”的诉求，即转向高科技和供应链等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

首先，在对亚经贸问题上，拜登政府面临两难境地：既不能重新加入美国已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又需要重新建立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有鉴于此，设计出一替代方案，即《印太经济框架》，并希望以此拉拢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家。从参与的国家来看，“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与ＲＣＥＰ存在较多重合：ＲＣＥＰ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而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中，仅有美国、印度两个国家未参与ＲＣＥＰ，其余11个国家均为ＲＣＥＰ。

其次，中国科技水平的进步引发了美国不断打压，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形成遏制。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高铁、5Ｇ、量子计算等核心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专利国际申请数量便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更是达到6．95万件。其中，中国在数字通信、半导体、光学、机床等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更是明显高于美国。

因此，在近期中美经贸谈判中，美国可能更加注重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形成遏制。近两年来中国实体企业、科研机构不断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美国政府更是推出强调遏制中国的《美国竞争法案》，而“印太经济框架”中关于制定数字、数据领域相关标准的内容，同样反映出其封锁中国的意图。

再次，中国加入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第三极”。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成为美、德之外的“第三极”。2021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约为14．9％，其中机电等产品的进口份额更是超过20％。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另起炉灶，建立以美国为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可以说，这是站在美国政府角度的“有破有立”。拜登政府上台后，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稳定，采取了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等行政令、加大基建投资以引导制造业回流等多种手段。而“印太经济框架”中同样包含提高供应链安全、确保关键技术与原材料可获得性的相关内容，也可视为其“供应链脱鈎”战略的一部分。

最后，“印太经济框架”提出的大背景是“修昔底得陷阱”，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总量追赶美国的过程中必然遭到战略遏制。回顾历史，17世纪至18世纪的英荷战争、美国建国之初的独立战争、19世纪英法与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与法国的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与德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等，实际上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某种体现。近年来，中国与美国ＧＤＰ总量差距不断缩小，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逐步接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也不断加强。

如何应对“印太经济框架”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程开始放缓。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有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Ｊａｎ　Ｓｔｕｒｍ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ＫＯＦ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个一级分项指数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从ＫＯＦ全球化指数看，2007年后全球化进程放缓，其中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这与为中国带来一定挑战。融入世界尤其是加入ＷＴＯ，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扎实基础。融入全球市场、吸引外商投资，释放了中国的人口红利，给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融入世界提供了创新所需的市场规模和“幹中学”的机会，中国从“微笑曲线”的中间向左移，实现技术升级。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公布的“出口产品复杂性指数”，可以用来衡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国的这一指标排名，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快速上升到2019年的第16名。全球化进程放缓，意味着中国可以从中享受到的红利或将收缩。

但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稳步推进，又为中国带来新机遇。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2022年）》报告显示，亚太地区的合作与融合稳步推进，2006年－2019年亚太区域一体化指数增长了7％。其中，在人与社会的融合、区域价值链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亚太区域一体化推进较快。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份报告，2019年亚太地区的融合指数为0．479，在全球主要地区中仅次于“英国＋欧洲”、北美，已达到较高的融合程度。

有鉴于此，中国会一如既往地积极融入全球市场，但若全球化的“最优解”不可得，可考虑加快转向更深入的区域一体化“次优解”。在构建双循环体系时，拓宽“统一大市场”的边界，加快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提升中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参与度，强化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头雁”作用。

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地区，经济层面的较深融合是中国寻求区域一体化次优解的重要基础。从进出口总额看，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向东盟出口4837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比例为14．4％；自东盟进口3945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比例为14．7％。2017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地区。2020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总对外直接投资的14．3％。

中国企业也已深度融入东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2020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6000家，雇用外方员工超过55万人。2020年末，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276亿美元。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中，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三者的占比共计56％。这三个行业和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显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已有较深融合。

巩固东盟等亚太市场，对中国出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2022年尤为如此。中国出口正面临海外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弱、出口市场份额受冲击、接单旺季受阻的三重压力。2022年ＲＣＥＰ正式生效，中国与东盟、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均超过65％；未来将通过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90％的产品零关税。中国可借助东盟及周边地区区域一体化的红利，更好发挥ＲＣＥＰ的作用，推动中国在贸易和直接投资等领域与他们更深入地融合。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