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描述唐代“开元盛世”时，通常会从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等方面举证。很少有人关注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状况。和多数人想象中的安居乐业不同，玄宗时代的唐朝百姓，常常被迫逃亡。

导致百姓逃亡的原因，除天灾外，主要是兵役、徭役沉重。

在府兵制下，符合标准的人，从20岁至60岁，每年要服役120天。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不断对外用兵，出现“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的情况。玄宗亦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间，边防军数量最多曾达60多万。唐朝的徭役包括军需役、漕运役、土木工程役、地方杂役等。仅以土木工程役来说，玄宗多次扩建兴庆宫、华清宫，新建“花萼相辉楼”等，都要常年征召劳役。

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间，不仅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还要倒贴路费，很多人因之生活困顿乃至倾家荡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民众往往选择从国家户籍中逃亡，自愿没入大地主家做佃农——虽然做佃农每年缴纳的粮食要比国家正税多出不少。

唐玄宗对增加朝廷、内库收入兴致浓厚，重用了一批善于搜刮财富的“聚敛之臣”。即便没有上述兵役、徭役以及额外的搜刮，仅仅负担正规的国家赋税“租庸调”，也已超出了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畴。

依靠无偿劳役，及“括户”增加的收入，唐玄宗得以享受超越前代的奢华。

玄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将温泉宫扩建为华清宫；将“五王宅”改为兴庆宫；在长安、洛阳修建行宫，各有1000多个房间。他还征召民夫，在骊山建了一座会昌城。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去泰山封禅，从准备到结束，前后持续有一年时间。封禅大典前，玄宗带着长达数百里的队伍，自洛阳出发，前往泰山。王公大臣上万人、骏马数万匹的食宿都由沿途州县负责解决，百姓负担剧增，破产者不计其数。

玄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让全国人为自己过生日的皇帝。从开元十八年（730年）起，每年这一天（先称“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全国放假三天，在长安或洛阳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玄宗曾下诏：“今兹节日——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这或许就是《妖猫传》中“极乐之宴”的原型。

玄宗喜欢在各种宴会上重赏群臣。如开元十八年（730年），赏赐宰相以下赴宴官员每人5千缗；又如天宝十三年（754年），赏赐不同品级的官员绢40—80匹。玄宗还任命了“检校进食使”，让各地进献美食。“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一道菜的花费就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

受玄宗宠幸之人，同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消耗国家财富。

在宫中，为杨贵妃织锦的刺绣工人，多达700人，负责雕刻、熔造的，亦有数百人。杨贵妃兄弟姐妹住宅的豪华程度，可以和皇宫相比，“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如果看到谁家的住宅更好，就拆掉自己的，重新建造，以至“土木之工，不舍昼夜”。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时常扈从玄宗，前往华清宫，她们所乘的车都“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拉车的名马带的也都是黄金驾具。

如果只看唐玄宗封禅、贺寿、建宫殿、大摆筵席，以及开疆拓土、万邦来朝，确实称得上“开元盛世”。

但若将视角拉向民间，就会发现，所谓的 “开元盛世”，不过是玄宗一人的盛世，至多，也只是玄宗集团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