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窑兴盛的背后，与地理、资源、市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明会典》卷百一十三记载，出口的青瓷价格昂贵：“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

▲白马窑遗址，排列整齐的膜具。

刘长介绍，白马窑大规模仿烧的是龙泉窑瓷器，釉色晶莹如玉，品种多、制作精美，虽然民窑的瓷器价格不及官窑，但是相对来说，作为外销产品，其价格还是可观的，利润很高。

▲白马窑遗址现场，部分还未脱膜的瓷器碎片。

另一方面，白马山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便捷水运交通，为瓷器烧造提供了先决条件。考古工作者对附近矿脉分析发现，当地瓷土蕴藏量很大，这是制作瓷器的必要原材料；同时，当地有着大量的木材和水资源，是淘洗、练泥、烧造等瓷器制作过程必需的消耗品。“白马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证实了惠州在明朝时期，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刘长指出。

▲还未脱膜的瓷器，依稀可见其制造工艺。

白马窑的碗心戳印比较有特点，既有吉语外，亦有商号或儒学用语的戳印，除了证明这裹制瓷技术较为标准成熟外，也说明其是应国内外市场需求而兴起的商品经济模式。刘长分析，产自白马窑的青瓷遗物，现存惠州、广州、香港等地的官署、衙署、居址和墓葬之中均有发现，也见于东南亚等地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中，参与贸易的货物之中有白马窑的产品。

2019年至今，惠州市文广旅体局（市文物局）、惠东县政府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三次在三官坑窑址持续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分室龙窑5座、制瓷作坊1处，出土文物标本约3000件，瓷片30000余枚，对于重新认识惠州白马窑址群和推动研究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惠州的瓷器史也可以进一步明晰。”惠州市文广旅体局（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惠州古代制瓷业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惠州东江北岸东西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博罗园洲梅花墩窑址曾发掘清理一座15米长的龙窑，是迄今为止广东发现最早的龙窑。这意味着约于2500年前，惠州的先人就迈入了亦称“釉陶”的原始青瓷器制作时代。博罗龙溪镇银岗村发现的4座龙窑，是春秋战国时期岭南较为罕见的大型古窑。

▲出土的白马窑底部刻有“福”字。

北宋时期，位于惠州东平窑头村的东平窑，与广州西村窑及潮州笔架山窑并称为“广东三大民窑”，东平窑的产品也大量外销。“白马窑作为广东明代最为重要的仿龙泉青瓷窑场，其生产工艺先进，产量巨大，在我国明代海外陶瓷贸易体系中更是独占鳌头。”该负责人说。因此对白马窑进一步的考察挖掘，将使它们与北宋东平窑等惠州窑址一起，再现古代惠州发达的制瓷业，不仅能对惠州的瓷器文化进行完整的诠释，也可以提升惠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整体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