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和纾缓劏房问题，上届政府决定将新增房屋土地的公私营单位比例，由原来的6︰4调高至7︰3。而公营房屋当中，一般约7成单位为出租公屋，3成为居屋、绿置居及首置盘等资助出售房屋。换言之，近年约一半的新增房屋供应皆为出租公屋，私楼仅佔3成，各类资助出售房屋合计只佔两成。

有关做法在当时属合理，但不应变为恆常政策，更不应被当成政府的绩效指标或社会的长远目标。香港作为一个相对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若长期都有一半住户（按人口计可能不止一半）要居于由纳税人大幅补贴的出租公屋，长期都没有能力自置居所或租住私楼，实在令人感到汗颜、甚至羞愧。

有愈来愈多社会人士指出，政府多年来的“重公营、轻私楼”及“重出租、轻出售”政策，开始产生了一些相当负面且深远的影响。一些本来有潜力向上流动的基层家庭和青年人，因为短期内无力购买私楼，抽居屋又“难过中六合彩”，久而久之便将“上楼”视作唯一的居住选择以至人生目标。部分人更刻意不求上进，不望升职加薪，宁愿打散维生，有余钱宁愿去旅行亦不作储蓄，以免因入息及资产超标而丧失轮候公屋资格。

另一边厢，由于私楼用地供应有限，发展商以改划、重建等方式建屋，政府审批需时多年，导致私楼供应大落后，楼价与租金升至与大多数市民的负担能力脱节，愈来愈多基层家庭和青年人对置业安居感到绝望，进一步增加了轮候公屋的诱因，形成恶性循环。

不少研究都指出，出租公屋是相当有效的扶贫政策，有助基层市民减少住屋开支，将较高收入比例用于子女教育和改善生活。但近乎一刀切的入息及资产限额、缺乏弹性的租金水平、偏低的流转率，以及成效不彰的富户政策，却令到一些有能力或实质已脱贫的家庭，继续长期享受到纳税人的巨额资助。

私营房屋政策不能上议程

现届政府强调“精准扶贫”，希望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以更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协助真正有需要的市民。笔者认为当中须包括检讨现行的房屋政策，而且不是只看出租公屋政策，私楼、资助出售房屋，以及三者的关係也须一併彻底检视。

记得约1年前政府游说立法会支持架构重组方案，包括将“房屋局”由以往的“运输及物流局”独立出来时，笔者已强调新政策局须改变过往的“重公轻私”政策。但笔者早前要求将私营房屋政策，列作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讨论议题，局方竟称在今年内都无法安排，似乎与改组前一样只专注公营房屋。如是，那倒不如将“房屋局”正名为“公营房屋局”，简称“公屋局”，以免外界对该局工作有任何遐想。

谢伟铨

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

原标题：来论｜房屋局应正名“公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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