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海峡时报》6月14日文章，原题：与中国“去风险化”经济联系的风险。文章报道如下：

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以及欧盟紧跟美国步伐，越来越多关于他们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体系“脱钩”的讨论。最近，这种说法有些变化。西方国家谈论中国的最新外交辞令是“去风险”，这听起来比“脱钩”温柔一些，“脱钩”意味着双方经济等关系的急剧破裂。

今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访北京前的一次演讲中谈到“去风险”和“脱钩”的区别，指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含蓄地承认中欧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同样的论调也沿用到5月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

欧美官员的各种表态，欧美国家对中国关系的“去风险”意味着在必需品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防止具有安全隐患的技术转移中国，例如：高终端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大数据安全，以及筛选来自中国的对内投资。但对中国而言，“脱钩”和“去风险”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重要的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际做了什么，如何执行去风险化。许多国家担心对中国“去风险”将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表示，现时在全球供应链中出现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有更多的贸易往来，最终结果将是供应多样化程度降低。

供应链“回流”导致保护主义。例如美国向其国内技术性供应链企业提供更多补贴让他们从国外撤资回本土投资，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些保护主义政策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规则，许多西方国家公然以“去风险”的名义干扰市场行为。

现时，针对中国的“去风险”直接影响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例如特斯拉在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务。那些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供应链企业将在“去风险”大受影响，最大的输家将是来自较小国家的公司，包括东盟国家的企业，它们很早已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西方国家的“去风险”政策能走多远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走得太远，它会切断与中国的大量高科技贸易。这将面临全球国家会创建不同技术标准的风险，致使技术应用出现隔阂或断层，影响安全和效率。分割市场并迫使中立国家的公司采用两套不兼容的技术，从而增加数字贸易的成本和复杂性。譬如 5G 领域，中国公司华为领先全球对该项技术提前创建标准，但缺被西方国家列入黑名单。

随着与中国的技术和贸易投资的减少，科技合作也将减少，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弱，导致知识传播的断崖式下滑，这对创新和生产力来发展是不好的兆头，并产生长期后果。

当然，从实际操作上分析，对中国实施“去风险”也存在困难。欧美与中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既有民用也有军用或安全相关应用的商品。他们必须筛选出哪些是禁止再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但问题是，即使欧美国家愿意断绝就相关商品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中国仍能通过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国家进行间接贸易。至少对半导体这些高精而且体积小的产品而言是很难杜绝的。

另外，作为去风险的一部分，欧盟和美国还需要制定策略以减少在医疗器械、抗生素、药物成分、稀土、各种机械甚至一些消费品等对中国供应商的高度依赖。这存在大量复杂的行政工作，也会遇到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团体的抵制。最后，更复杂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

尽管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希望限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但他们的企业是清醒的。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30%的外国企业计划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只有 1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在未来一到三年内将业务迁出中国，这表明企业希望继续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许多欧盟企业，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企业，希望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事实上，参与去风险举措的所有国家其利益也不一致。例如，虽然美国政府对华投资采取相对强硬的定向管控措施，但此举对欧盟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他们在该行为的处理上更加谨慎。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存在差异。成员国对中国的政策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它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和德国不太愿意脱离中国。所以，实现欧盟范围内对华去风险政策的一致性绝非容易。

虽然美国、欧盟和七国集团的一些成员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和重商主义贸易做法有担忧，但他们注意到对中国“去风险”将为他们自己带来附带损害。此外在现金的全球化经济中，所有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除美国、欧盟和G7集团成员外还有许多国家，他们更关心与中国未来的科技合作。这关系到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系的完整性，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夹杂在其中，西方国家一意孤行的与中国“去风险”，损害的是全球国家的利益。

编译/迪巴拉202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