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接受《明报》访问，指《基本法》23条不存在立法后“备而不用”或“立法严、执法松”的情况，不会只放着“吓人”，又认为香港维护国安宪制责任不限于23条罪行，日后有新情况可再立法。

指法例不能停留在2003年世界

曾于2003年有份推动23条立法的梁爱诗表示，当年撤回草案前曾多番让步，纯粹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减少反对压力争取草案通过，“不是说政府愿意这样做”。她认为今次立法并非比2003年更“辣”，而是内地及全球对国家安全观念有改变，当时以为香港不会出现叛国等罪行，但经历2019年反修例风波后，需防止重现类似情况，重申法律不能停留在03年的世界，要与时俱进。她又反问国安法实施3年来，有没有对任何一个被告不公道。

▲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期快将结束。资料图片

对于有外商关注，咨询文件建议直接采用内地法律“国家安全”及《国家秘密法》中“国家秘密”定义，涵盖经济及社会发展秘密，梁爱诗强调国家安全没有“两制”之分，虽然国家秘密概念引用内地，但香港法庭仍会用普通法方式诠释何谓“国家秘密”，此外社会改变，涉经济发展机密，也可牵涉政治或国安。她又指，原则上罪行针对的“境外势力”不限外国政府或执政党，因为外国政府也可支持组织或控制成员，若定义上“写死”反而造成漏洞。

此外，政府在23条咨询文件中提出延长涉危害国安被捕人的羁押时间。梁爱诗指在大规模拘捕行动或暴乱中，如果不给执法部门足够时间初步侦查，“对大家（被捕人或控方）都无好处”，反而调查后被捕人可能不被控告或可签保。她指为与限制被捕者的人身自由相称，延长羁押的时间应是执法部门能力所及的“最短时间”。而咨询文件也建议当局可限制被捕人接触个别律师，梁爱诗不点名批评，修例风波期间曾有律师不当介入案件，向被告或相关组织递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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