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上，“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真理。赵匡胤靠武力获得了政权，对军人的危害性深有体会。为此，他经过多年的摸索，建立了一套历史上复杂程度仅次于辽国的官僚体制。

就拿文官来说，按官阶划分为“幕职州县官”、“京官”和“升朝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共四等七阶，宋徽宗时改为承直郎至迪功郎共七阶。京官是比选人品级略高而不常参的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共有承务郎到宣教郎等五阶。

宋神宗官制改革，废除京官之称，改为“承务郎以上”。升朝官是可以参加朝见、宴坐的中上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等二十五阶。选人经过考核和一定员数举主的推荐，达到一定考数(任职满一年为一考)，便能升为京朝官。选人升为京朝官称为“改官”，是每个官员仕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武官也按官阶分成使臣、诸司使、横班。另有节度使到刺史等，实际成为另一种官阶。这还不算完，宋朝的官名中经常出现“判”、“同”、“知”、“权”等字眼，而每个字又代表不同的含义和职权待遇，细讲起来又是一大堆事。

这套官制看着麻烦，但作用是明显的。这里的作用分正作用和副作用，先说正作用。这套让人抓狂的制度通过增设官僚机构层次、官官相互牵制的的方式，成功地分割了权力。使宋代很少出现权臣震主的局面。但是正作用后来逐渐淡去，副作用却越来越大，因为这套制度无形中增加了官员数量，同时科举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进入官僚阶层，仅宋太宗当政的22年间，进士科取就达近万名，而整个唐代290年间进士总数才不过六千人。更简单的是一部分高官子弟和亲属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凭借先辈的资格直接做官，也就是所谓的“恩荫”或“门荫”，这样就导致了官员数量大增，官制冗杂。

官职泛滥，造成了大批的闲散官员。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了官职分离的任职办法，既“名与实分”、“官与职分”，官制分官、职、差遣的区别。“官”只是表明级别和领取俸禄的依据，“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称号。而真正管理事务的官是“差遣”。另外，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设置了“宫观”，也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而且宋朝实行的是“高薪养廉”政策，官员的高俸禄必然使朝廷负担沉重，至英宗时，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仅平治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就多达1570万贯。

宋真宗赵恒即位后，便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从五个方面调整政策，在他的五项方针中，首先就是“省冗员”。赵恒一看可行，就于咸平四年（1001）六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裁员，共计裁汰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第二年五月，又进一步“减河北冗官”。

但是，宋朝的官僚体制并没有丝毫松动，不久，官员又恢复到原来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