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第一步是“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户，将个人付出与经济收入直接挂钩。这项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第一产业的生产率。后来，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入乡镇创办的工厂，推动了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

再后来，鼓励农业规模化经营，将碎片化的小户经营集中起来，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把耕、种、防、收等生产环节，统一交由农业企业集中管理。近年，中国开始启动农村城镇化，将乡村改造为城镇，把农民引入其中，变为市民。

这些措施的每一次推出，都能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暴露出种种不足。“包产到户”对于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效果比较好。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效果就比较差。有些家庭开始时劳动力还比较充足，时间长了，或者老病，或者离乡，劳动力慢慢变少，也会困难起来。

乡镇企业也不是一帆风顺。搞不好的，难以坚持；搞得好的，则会吸走农村里的劳动力，剩下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乡村越来越空心化。所以，乡镇企业解决的只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解决不了农业的振兴问题。再看规模化农业经营。在一些地方，确实能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但中国幅员广大，不少地区的耕地分散在丘陵地带，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很难实行规模化经营。勉强实行，也会因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的对策。这个对策认为：“振兴农村”是振兴农村整体，不是振兴单个村庄。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搬迁人口，减少自然村落，让农民搬进城镇，享受城镇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村落总共减少了25万多个，平均每天都会有几十个村庄在消失。这个过程中，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提升，国土环境保护获得改善，土地经营不断集约化，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多种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但是，如同前几次改革一样，起步时一片红火的新措施，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露出软肋。城镇化也不例外。其主要问题是：首先，农民进城后，生活开销大了，却没有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其次，农村失去常住人口后，许多地方无人耕种，无人打理，变得衰败和凋敝起来。再次，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用地又只能种粮食，经济效益有限，使农业整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无法获得更大效益。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开始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他们的做法是，让农村人口返回家乡，建设既有乡村风情，又有现代化设施的服务性建筑，吸引四种人群：一是喜欢乡村休闲的人群。新冠疫情之前，在中国，这种游客每年已经达到数十亿人次和几千亿元的消费规模。二是从城市到乡村养老的人群。宁静舒适的村镇康养中心深受老年人喜爱，到此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三是希望远离都市繁嚣的人群。他们往往乐意选择到乡村小镇长期居住。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地，就有来自各地人群的乡村聚居点。四是返乡创业人群。他们回乡后，可以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目前，上述趋势虽然势头不小，但未形成普遍现象。其原因既有一般人的认知问题，也有政府政策的滞后问题。各地民众和企业都在等待政府颁布更多政策，解除一些历史禁令，让更多人可以放心地对这一领域进行投资创业。倘能如此，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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