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本社社长 清 和

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并创下多项“第一”：这是朔尔茨担任总理以来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也是中共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欧美国家领导人，亦是近3年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朔尔茨是次访华，旨在帮助深陷能源危机的德国大型企业摆脱产能困境。

随行朔尔茨访华的是一个由12家企业高管组成的豪华商业团队，包括大众汽车、西门子、默克集团、德意志银行、巴斯夫等德国老牌巨头。据德国媒体报道，上述企业是从100名申请者中筛选而出。其存在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分布在汽车、制造、化工、食品、制药等高耗能领域的大型企业；二是长期扎根中国市场。

能源危机大增生产成本

欧洲今年遭遇到美国联储局激进紧缩货币引发的美元大涨，以及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的“双核”冲击。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高达65%，制造业对天然气消耗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天然气剧减直接导致能源与电力价格暴涨，进而推高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机械制造等高耗能产业的原材料成本和制造成本。

数据显示，德国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按年上升45.8%，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终值按年上升10.9%。虽然CPI大幅上升，但是PPI涨幅更大，与CPI形成巨额剪刀差，直接导致高耗能企业陷入亏损。另外，欧盟委员会要求成员国优先保障居民用气，限制工业用气。这直接削减了部分企业的生产与供应。

能源成本与制造成本大涨导致德国制造业出现不同程度停摆，部分工厂停工停产、关闭倒闭，工业生产与供应陷入困境。据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8月中旬至9月初对593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58%的公司称正面临重大挑战，34%的公司担心存续问题，25%的企业打算迁移部分业务。这份调查还指出，约十分之一的公司正在减少甚至中断了生产。

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近期发布报告指出，9月份德国合伙企业与股份公司的破产数量达到762家，比去年同期上升34%。德国最大的卫生纸制造商之一Hakle、德国近百年历史的施耐德博士集团均被能源危机击倒，不得不申请破产。

以今次随行访华的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巴斯夫今年第二季度能源成本按年猛增8亿欧元，达到11亿欧元，增幅达266%。公司被迫停产氨，并寻求进口氨，以减少其路德维希港工厂的天然气消耗。其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的淨利润为9.09亿欧元，显著低于去年同期的12.53亿欧元，不及第二季度21亿欧元淨利润的一半。

面对成本高企、生产停摆，德国企业纷纷通过进口替代和投资转移来艰难维持供应、保住市场地位。德国企业一边向挪威、美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另一边向东盟、中国大量进口商品。欧盟扩大了来自东盟的商品进口，而德国的商品缺口主要从中国进口来填补。数据显示，剔除价格因素，德国今年第二季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按年增长245%，较去年同期增加178.6亿美元，占第二季度德国整体贸易差额变动的44%。

作为老牌制造业大国，德国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化工、汽车、电气、机械等原材料及零配件，然后通过加工成品出口，勉强支撑着制造业的产能供应。统计显示，第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有机化学品总额122.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3.4亿美元，形成贸易逆差达到119.7亿美元，接近占据德国对中国第二季度贸易逆差的一半；从中国进口电气设备总额达到13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亿美元，形成贸易逆差87.6亿美元。

对于大型德国企业而言，尤其是高耗能的化工、钢铁、汽车、机械业巨头来说，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回落，也无法长期大规模进口替代，更稳妥的办法是投资转移，直接在华新建工厂、扩大在华工厂的产能。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37.6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6%，其中德国对华投资增速最快，上升114.3%。

年初以来，巴斯夫持续对中国湛江项目提速、加码，在东海岛一体化基地投资新建一座世界级规模的新戊二醇装置，年产量达8万吨；明确到2030年，将投资高达100亿欧元。这是巴斯夫集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对外投资。4月份，默克集团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计划6年内投资约1亿欧元扩建无锡制造基地，提高生物医药一次性技术组件制造及设计、提供相关定制化服务的能力。10月，德国大众监事会通过决议，投资约24亿欧元与中国智能计算平台提供商“地平线”成立合资企业，主要聚焦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开发。

中国工业产业基础完善

为什么选择中国？成本优势和产业基础是吸引德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的两大原因。

中国的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低、能源价格相对低、污染和资源税较低。就当下来说，能源成本是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首要考虑的成本选项。虽然能源危机导致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贵金属、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大涨，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电力价格和能源进口依赖度不同，制造业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德国工业耗能以天然气为主，天然气对外依赖度极高；日韩工业耗能以石油为主，石油对外依赖度高；中国工业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煤炭对外依赖度相对较低。在这轮能源危机中，欧洲工业成本大涨，日韩工业成本被高价的进口石油推高，中国凭借相对涨幅较小的煤炭价格优势扩大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

能源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德国的天然气价差、电力价差迅速扩大。根据券商研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天然气平均价格每吨0.7万元人民币，低于德国气价33.2%。8月德国平均现货批发电价涨至每度0.5欧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6倍，与中国的每度电成本价差走阔至0.4美元，分别对应钢铁、电解铝和合成氨188美元、5110美元、3280美元的单吨成本价差。可见，中国凭借较低的煤炭价格和进口依赖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本轮能源危机的避风港。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另一大优势是在钢铁、化工、汽车、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等众多工业领域均具备完善的产业网络和基础设施。此前，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汉平指出，广东是化学产业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湛江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优良的深水港湾、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服务广东省及全球客户的绝佳位置。

此外，巴斯夫、大众等老牌德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多年，已经在华形成庞大的供应链和销售规模。2021财政年度，巴斯夫面向大中华区客户的销售额约为120亿欧元；大众与宝马两家德国汽车集团及其合资企业在华交付汽车超过400万辆。

能源危机打击了德国最核心的化工、钢铁、汽车制造业，重创了德国乃至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长期以来，德国制造业是欧洲经济和欧元信用的根本保证。今年，德国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顺差迅速萎缩，第四季度可能出现贸易赤字。5月，德国出口额按年增长11.7%至1258亿欧元，进口额按年上升27.8%至1267亿欧元，为30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虽然德国官方后来将该贸易账修为正值，但依然是1991年以来最低值。

经济衰退打击欧元信用

与此同时，市场担心德国大型企业转移投资到中国，将加剧欧洲制造业空心化。最新数据显示，德国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5.1，低于预期45.7和前值为45.7，为2020年5月以来新低。如巴斯夫这类大型企业在华大规模投产，由于沉没成本极高，产业一旦迁出将很难重回欧洲。

此外，不能忽视德国制造业衰退可能打击欧元的信用。今年以来美元升值和能源危机大幅削弱欧元，欧元兑美元于7月份跌破平价位后长期低迷，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低值。如果制造业持续衰退与迁移，金融市场将对缺乏能源和强劲制造业支撑的欧元重新定价。

原标题：大学之道/通胀打击德企 投资中国解困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