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有城市，这些城市都是有严格规划的。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已经很大，城市的功能已很完整。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籍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面貌。

《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范围的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作邑于丰”，《小雅·斯干》亦记录了武王定都镐京的史实。“丰”、“镐”两都的遗存已在今陕西西安西南约25公里处的沣河中游被发现。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写东门外的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鳲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