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塞拜疆举行、一连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昨天到了议程的最后一天，但大会却陷入僵局，争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用作资助减少碳排放和适应全球暖化，而发达国家却不太愿意“科水”。直至昨晚，大会公布一份新的草案，由发达国家带头在2035年底前每年提供2500亿美元，尽管金额已大幅减少，但同样难以达成共识。

融资金额、由谁出钱之类的问题，每每沦为妨碍各国一致行动的障碍。然而每迟疑一分钟，气候危机就加重一分。西方富国特别是美国，是历来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理所当然要为这笔历史累积的“气候债务”承担较大责任。

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C3S）年初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为摄氏14.98度，是185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年。客观数据摆在眼前，我们似乎不需要更多证据去证明气候危机的逼切性，各国应当齐心应对、一致行动。但随着视气候危机为“骗局”的特朗普胜出美国大选，许多有识之士对COP29没有太大期待，因为即使侥倖达成有意义的共识，也会被新一届美国政府拖后腿，以致成效大打折扣。

2023年是历来最热一年

应对气候变化是极其艰辛的任务，需要大量资源配合。根据联合国委任的气候融资独立高级别专家组（IHLEG）估算，若要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每年便需要1.3万亿美元经费，藉以研发和应用相关科技。唯客观事实是：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穷国而言，政府预算须要严格控制，而且相比扶贫、医疗、教育等牵涉民生的政策范畴，应对气候变化未必属优先事项。反观，富裕国家却有更大空间，在这个攸关人类未来的事业上，投入更多资源。

在今次大会上，最贫困和最容易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国家，与作为新兴工业大国的中国、印度联手，要求欧美等国每年提供这笔巨额款项。从这里不难看出，围绕气候变化的争议是一场“贫国vs富国”之间的博弈。例如印度等国强调，自己没有足够资金投资洁淨能源，也没有透过限制经济增长达致减排的打算。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纳入发达国家行列，千方百计“稀释”自身责任。总之在这场大会中，大家看到就是互相卸责。

特朗普妨碍应对气候危机

无可否认，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这不应被理解为所有国家责任均等，有所区别才比较合理。富国要求穷国承担较大责任，根本毫无道理。尽管近年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自2008年起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参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温室气体排放报告，2023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8吨，中国则仅为11吨；假如从工业革命开始计算，则美国毫无疑问是史上最大碳排放国，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承担最主要责任。

根据相关机制，只有各国一致同意，气候大会才可达成决议，意味只要任何国家反对就可以令整场谈判无疾而终。部分西方国家代表明知达成共识无望，事前已尝试求助私人机构，争取它们支持气候融资。上述做法当然值得支持，但恐怕只是杯水车薪。因为假如特朗普“二进宫”后一意孤行，重演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闹剧，在内政上为油气企业拆墙松绑，提高中国电动车、太阳能光伏板等产品的关税，一定会打击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最终全人类将为特朗普的一意孤行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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